从2006年开始,美国科技界就掀起了探讨系统工程复杂性的旋风。2006年NSF提出了信息物理系统;2009年DARPA创造了数字孪生体概念;2010年,美国国防部则提出系统工程2020,希望通过5年时间努力,创造一套新的理论体系。
既然美国国防部正式发文了,为了以示郑重,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和博思艾伦咨询公司都获得了资金支持,对系统工程2020进行了研究,它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2020年左右的时候,系统工程将变成怎样了?
这个事情跟一位最近刚刚去世的巴里.伯姆有关系,他主持了系统工程2020的研究工作。

这是一位神奇的科学家,伯姆曾经在哈佛大学、UCLA等学校学习,曾经在中国科学院工作,2011年还获得了中科院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他在兰德智库、DARPA、美国国防部等多个机构担任主任等职务,1996年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
跟国内不少报告出自专家的助手或学生不同,伯姆亲自撰写了系统工程2020战略计划,共计80多页。
笔者阅读了全文,深感战略科学家的知识面广泛,对问题的分析细致入微。可惜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撰写的报告更为具体,涉及到美军具体装备系统的研制问题,未公开相关内容。

伯姆建议,未来的系统工程应该满足几个标准:
速度。当时的系统工程通常是线性流程性的,到2020年应能够实现需求、设计和实施的并行处置。
灵活性。当时的系统工程是烟囱式的,到2020年应实现共用物理和信息平台。
适应性。当时的系统工程是局部解决方案,过度优化的,到2020年应能够适应各种调整需要。
互操作性。当时的系统工程为了等待安全确认,需要不断的打补丁,到2020年应实现可信系统,满足威胁弹性的需要。
美国国防部很快接受了该意见,但针对具体执行情况,要求提出数字孪生体的DARPA必须参与,相关计划和研发内容也必须协同起来。由于美国国防部项目有预算周期问题,系统工程2020计划实际执行时间是2012-2016年。
在一群老少结合的专家团队长达5年时间的努力下,最后提交给美国国防部的建议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数字工程”(Digital Engineering)概念体系,并认为这是美国在传统系统工程领域脱颖而出的机会,部分内容被列为保密内容。
针对数字工程这个新概念体系,美国国防部研究工程部开展了长达1年时间的讨论,最终确定了后来人人皆知的《数字工程战略》。
乔恩.韦德在报告中所讲,传统系统工程理论范式已有50年,应该用数字工程来替代它。韦德本硕博均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因为他成功推动了数字工程理论体系的构建,当选为INCOSE的Fellow。
笔者在《数字工程》一书中,对美国国防部推动传统系统工程转型做了分析,提出敢于挑战传统权威,经过10年时间,提出一个全新的数字工程理论体系,必须具有雄心壮志。
国内还有部分学者和行业人士对数字工程的地位有疑虑,认为它仍然是传统的系统工程范畴,但从科技史料研究来看,这种看法具有局限性,不利于我们更好学习借鉴数字工程的创新内容。
敢于迎接颠覆性创新的到来,这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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