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数字空军架构”实现决策优势

导读：为了深入理解数字工程，工业4.0研究院围绕“数字空军”，开展多方位的梳理分析，计划撰写100篇文章，发布在“数字孪生战场”公众号。本文是第6篇文章，分析“数字空军架构”。

在科技革命与军事变革背景下，各国军队迅速开展数字转型工作。美国空军作为最早引入数字孪生体、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组织，自2019年提出“数字空军”之后，进一步设计了“数字空军架构”。

本文作为数字空军系列文章，围绕“数字空军架构”，结合到工业4.0研究院的研究，做一定的分析和解读，供参与该开放课题的团队参考。

为了落实“数字空军”战略，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发布了“数字空军架构”，以指导各级军官认识如何通过软件开发、数据融合等工作，达到“决策优势”的目的，这一点跟美国国防部提出的“抵消战略”保持了一致，同时还跟JADC2、ABMS等作战概念建立了关联。

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是美国空军的一个一级司令部，直属空军总部，它成立于1992年6月1日，由原负责轰炸机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和负责战斗机的战术空军司令部合并而成，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尤斯蒂斯联合基地，现任司令是马克·D·凯利上将。

据维基资料介绍，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直接操作 1110 架战斗机、攻击、侦察、战斗搜索和救援、机载指挥和控制和电子飞机以及指挥、控制、计算、通信和情报 (C4I) 系统、空军地面部队，进行全球信息作战和控制空军情报。

在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关于“数字空军”的介绍资料中，再三强调的是“决策优势”。

熟悉空战的同学容易理解，OODA决策环是美国空军一直遵循的原则，来自于美国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经验。 在朝鲜战争中担任战斗机飞行员的空军上校约翰·博伊德认为，飞机在空战中最关键的性能并非绝对速度，而是敏捷度。

从美国空军公开的不少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OODA的增强版或改进版，他们希望通过建立数据驱动的OODA环，从而改变未来空战的模式。

这实际上就是数字空军架构中的“数据分析”，这需要通过作战研究、数据科学、机器分析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然而这些工作都是建立在“数据融合”基础上的。

传统的作战细节很关键，对于未来战争，需要考虑整个战场和任务。

陷于细节不利于把握战机，战机往往来自不确定因素，这需要提升战场环境的感知、情报的收集等支撑工作的效能。

在数字空军架构中，由业务系统、武器系统和情报系统组成的数据融合体系，能够为一线作战人员提供充足的信息，为数字飞行员提供决策优势。这正是数字空军之本质含义。

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关注战略轰炸和战术空战，因此，它既关心如何实现决策优势，又关注软件开发的具体工作，通过恰当的数据和IT架构，能够建立一套“数字工程”，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数据驱动的ABMS。

特别需要解释一下“决策优势”。

美军认为，决策优势包含两个含义：一是自己的决策快，二是对手决策慢。前者是通过改进指挥控制系统来实现的，后者是给对手带来决策困惑造成的。

如何给对手带来决策困惑呢？那显然是真真假假的信息造成的。

这需要在非战时采取“管理对手”策略（请参考《美军管理对手的三大手段》），而在战时给对方一些“意外”来实现。战时的意外非常重要，美军在海湾战争给萨达姆大大的意外，从而实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

显然，美国空军希望利用“数字空军架构”，推动实现新的决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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