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25看深圳如何破解现实利益格局

近期深圳市工信局发布了《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深圳数字经济产业显然对三巨头(腾讯、中兴、华为)依赖程度较大，产业结构不均衡”。这切中了深圳在“十四五”期间的痛点，那就是破解现实利益格局。

为了起草上述实施方案，深圳市工信局专门对此做了调研，并把调研情况附在了文件后面。调研情况显示，腾讯、中兴和华为“三巨头实现软件收入占全市比重达65.4%，相当于北京141家十亿元以上企业在北京软件产业的分量”。

从“十四五”最后一年2025来看，深圳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困难已经不是理论上的迷茫，而是现实利益格局的羁绊和阻挠，如何破解该格局，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成长的土壤，成为深圳在“内循环”背景下达成2025目标的关键。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在南巡到达武昌火车站的时候，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正是在这句话的指引下，深圳成功的从“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转型。

深圳显然不是谈谈“现实利益格局”而已。在40周年纪念日，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允许在深注册的科技企业实施“同股不同权”，这对推动中小企业创新起到了关键作用。

前一段时间中国资本市场推出重大改革，首批创业板注册制企业正式上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率先解决科技企业的“痛点”，对深圳和深圳的企业，以及中国资本市场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虽然深圳在政策突破上做足了文章，但要解决大的产业结构挑战，仍然是一个难题。相关统计数据（2018年）显示，深圳工业产值约2.8万亿元，其中1.4万亿元是外销，占比50%。

在国际形势急转而下的背景下，中国迅速启动了“内循环”战略，以补充原有“外循环”为主模式的不适应，形成“内外双循环”的新模式。深圳在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外循环”的外贸基础上的，现在要突破转向“内循环”的障碍，确实不容易。

深圳如果要实现这样的转变，除了政策引导外，从观念上和实际行动上要解决重视基础研究的问题。一直以来，深圳还是以引入技术、资金和人才为主，本地的基础研究比较薄弱，特别缺乏科研所需要的各种新基建。

由于基础研究短期难以见效，不确定性也比较多，要破除传统的观念并不容易。这从深圳高等教育力度不足，基础研究和新技术创新中心不多，新一代数字技术研讨交流不够等可以看出。大部分本地机构和组织，纷纷以短期见效为目标，只愿意投入资源和精力做有目标、有成果的事情，不愿意做探索性和不确定的交流。

除此之外，中国和深圳未来五年能否突破美国的封锁，重点在“颠覆性技术”。

颠覆性技术毫无疑问具有不确定的特点，它有可能原理上并不完善，也有可能在技术验证方面还有不少工作，甚至于人们认知和认同都有难点。例如，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体、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深圳并不那么受欢迎。

之所以一些新一代数字技术在深圳并不受欢迎，是因为这些技术范式并不完整，深圳本地智库和企业难以“模仿”和“借鉴”，如果不花力气自己去探索和完善，只能等其他地方出现了相关产品之后再去学习。

为了推进深圳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工业4.0研究院联合深圳工业总会，设立“数字经济发展委员会”。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2020年8月29日召开“深圳下一个30年的数字经济”研讨会（需要参加，请联系零点壹，微信：punkt1），并发布《深圳大平台数字经济研究报告》。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当然不能只说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