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国军事数字孪生体应用不及预期？

最近一年时间，数字孪生战场实验室接待了数十家机关和军工单位的调研考察，他们对数字孪生体技术非常感兴趣，但一番沟通下来，笔者发现他们对自己或其他单位开展的数字孪生体项目都不甚满意。

熟悉数字孪生体概念体系发展史的都清楚，2009年DARPA率先提出数字孪生体，其后，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启动了第一个数字孪生体项目，再后来推出了数字孪生靶场体系，以及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数字孪生战场管理系统。

一言蔽之，数字孪生体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军事领域的难题的。

然而，来访这几十家单位过去几年都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数字孪生体项目，但几乎都没有满意的成功案例。事实上，我国过去几年期间，已经支持了几千个数字孪生体项目，但一直没有达到满意的颠覆性效果。

为什么我国军事数字孪生体应用不及预期？

结合数字孪生战场实验室的研究，可以把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数字孪生体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技术，同时它也是一种颠覆性技术，它解决的是新需求和新问题。

按照笔者在《数字孪生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技术》一书介绍，数字孪生体本来是DARPA为了解决军事上的复杂系统或体系问题，以及叠加动态对抗场景带来的模拟需要。

从实际项目需求来看，大部分项目都没有这样的要求，因为在专家设计项目需求的时候，就会找大型企业调研需求，基本上都是按照传统项目的要求来提出考核指标，避免项目中标后完不成或验收不了。

第二，由于数字孪生体可以分为三大流派，即仿真、连接和数据，给项目资助和评审过程带来了难分良莠的困难。

按照我国现有的评审机制，承接项目单位的资格占比非常高，以及项目业绩也会占据非常大的评分比例，剩下不过30-40%是项目方案占评分的比例。

这样的情况对大型企业非常有利，不管是单位资质还是项目业绩，都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加上项目方案采用传统的仿真工具和手段填充，大型企业能轻松获得这种集成性的数字孪生体项目。

第三，我国过去30多年模仿借鉴的模式，导致对颠覆性技术的知识积累和甄别能力都比较弱，甚至有部分行业人士不认同颠覆性技术的存在。

颠覆性技术的探索有较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体现在不确定性和成本代价高两个方面。

DARPA在引入数字孪生体概念的时候，花了两年时间开展理论研究，形成了数字孪生体和数字线程一体化的认知体系，然后在2012年由AFRL预算了5000万美元和几架F-15C战斗机，加上AFRL自身先投入开发了一套软件平台，对数字孪生体概念体系进行了验证，认为其潜在军事价值非常巨大。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美军技术保护部门严格要求核心团队不能发表任何学术论文，这也是我国行业人士希望找到标杆的难度之一，同时也使我国学者占据了全球数字孪生体论文重量的一半以上，引用率也是遥遥领先。

最后一点值得注意，数字孪生体技术的通用性好，它可以用在装备设计、制造、试验鉴定、使用和维护等全生命周期，还可以用在作战管理领域，以及在电磁战、网络通信、指挥控制等领域亦有非常好的应用价值。

在非装备领域的数字孪生体应用，需要体系设计师在深刻理解数字孪生体理论的基础上，拥有专业知识和IT经验，并具备对未来战争的创新能力，才可能设计出数字孪生电磁、数字孪生通信或者基于数字孪生战场的指挥控制系统等。

这样复杂的需求，需要承接大型集成项目的大企业自身承担，因为这些项目难以通过几十万的咨询项目完成，在现有的项目外协机制下，无法由大乙方来花费数百万开展研究，当然也无法把这样的高级研究工作转嫁给传统的供应商。

数字孪生体技术的军事价值释放，需要对整个国防工业或价值链进行变革，这样做的难度显然不小。

作者：胡权，工业4.0研究院院长、数字孪生体联盟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