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eting With China: A Strategic Framework
David Moschella Robert D. Atkinson August 31, 2020
China will likely be the biggest business disruptor of the 2020s, but the discussion about how to respond has yet to take shape. A strategic framework should rebalance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bolster competitiveness, adjust to China’s market size, and solidify the West’s 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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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科技智库信息科技和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报告《与中国竞争：战略框架》，系统分析了中美争端的复杂性。
ITIF是美国最权威的科技智库。其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参与该报告的撰写。此人曾供职于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政府，在本届美国政府也频繁参加国会听证会，其观点在政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文章认为，很多人将中美争端与美苏冷战和美日贸易战相比，但是，中美争端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美苏冷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美日贸易战，日本在许多行业中成为非常强硬的竞争对手和重要的供应商，但对于大多数西方公司而言，日本从来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市场，且双方不是军事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手。
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前苏联和日本在经济上没有与美国形成深度融合，因此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例如，美国在与盟国的合作下，对苏联实施出口管制相对容易。而对中国这样做（实施出口管制），对美国而言，将付出更大代价，且更具争议，而且会使美国与盟国的合作更为困难。
在当年解决美日纠纷过程中，美国利用日本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依赖，迫使日本在半导体、汽车、汇率调整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
文章作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维度已超过美苏冷战和美日贸易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市场、供应链、商业竞争、地缘政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电子产品、智能手机、钢铁和许多其他产品的市场；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供应国，约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25%；中国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中国被视为主要市场。对于苹果、波音、耐克、通用汽车、英特尔、好莱坞、麦当劳、NBA、宝洁、星巴克、高通、沃尔玛等许多公司而言，中国通常是其最大的非美国市场。离开这个市场不仅会减少这些公司的销售额，还会将市场份额让给中国公司或其他非美国公司，从而损害美国的长期经济竞争力。
中国被视为主要供应国。从长远来看，沃尔玛、戴尔、惠普、耐克、主要的制药公司以及其他依赖中国制造的跨国公司，通常都支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是从短期来看，这些公司需要保持其供应链的运转。
中国被视为主要的商业竞争对手。从事信息技术、电信设备、钢铁、太阳能电池板、玩具、纺织和其他行业的跨国公司，通常抱怨中国竞争方式是“不公平的”。
中国被视为主要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对手。例如，从军事和地缘政治角度，美国国防部认为，先进制造业的自给自足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
将中国视为主要市场或主要供应国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中美融合；而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公司，通常会支持中美脱钩。
ITIF指出，在美国，目前支持中美融合的行业领域比支持中美脱钩的行业要多得多，这是大多数政府和媒体讨论中都未充分认识到的基本现实。这意味着，短期商业利益超过了西方的长期战略利益。
绝大多数行业（10个）将中国视为主要市场，至少还有2个行业（银行；资本市场和保险）正在努力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影响。此外，对于这10个行业中的5个行业而言，中国也是主要供应国。
关于美国公司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的规模，以下是几个典型案例：
•在中国，星巴克有4100多家门店，麦当劳有2300家，沃尔玛有430家。
•苹果在中国的收入超过400亿美元，英特尔为200亿美元，耐克为60亿美元。中国是NBA最大的国际市场。
•通用汽车在中国每年生产300万辆汽车，中国占波音公司商业收入的20%以上。
只有四个行业部门当前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包括传统制造业、IT、国防和美国政府。其中前三个涉及产品制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制造业是中美争端的一个焦点。
中美两国在市场、供应商、商业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四个领域的角力，会使美国政策制定陷入困境。例如，为了保护美国钢铁制造商免受中国“不公平”竞争而采取的征税等措施，会提高美国汽车、拖拉机和洗衣机制造商支付的钢材价格，从而使这些制造商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下降。
再如，对于许多美国最知名的公司（如苹果、沃尔玛和耐克）而言，将中国视为上述所有因素（即，作为主要市场、主要供应商和主要竞争对手）。在这种合作竞争的情况下，短期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很难显现。华为问题就是一个典型：
1.对于英特尔、博通和高通等半导体公司以及谷歌等软件提供商而言，华为是主要客户。
2.对于许多国家的电信服务提供商而言，华为是主要的提供商。
3.对于苹果和三星等智能手机制造商、戴尔等计算机提供商、爱立信和诺基亚等电信设备提供商而言，华为是主要竞争对手。
4.对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而言，华为被视为主要的国家安全风险。但是对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是他们最重要的债权人或贸易伙伴。
要想制定一个使所有四个方面都满意的短期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许多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在谈论中国技术行业所面临的挑战，却很少采取行动。不过，在华为问题上，国家安全和相关政治利益压倒了私营部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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