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技术,数字孪生体(Digital Twin)自2009年被DARPA提出后,就一直被美军高度关注,并认为是下一场战争的“秘密武器”。
数字孪生战场实验室近期跟踪发现,美国国防部下属研究工程部门科技部门的技术保护办公室,经过五年多时间的精心策划,在推进美军数字孪生体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避免了潜在对手获得有用的信息和资料。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克于2014年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时候,在开展头脑风暴的时候,美军工程研究部门就开始考虑如何避免潜在对手获得完整的颠覆性技术体系。
据工业4.0研究院分析发现,在提出数字孪生体概念体系之后,DARPA悄然移除了官方网站和互联网相关痕迹。后来,虽然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深入推动数字孪生体技术的发展,但主要参与方DARPA和兰德公司尽量避而不谈数字孪生体这个概念。

戈德曼和埃利亚森在2003年编写了《军事技术和思想的扩散》一书,提出应避免被潜在对手关注,这是技术保护的最高境界。
针对这一原则,美国国防部要求涉及数字孪生体技术的人员,不得在刊物上发布专门的论文,因为从美苏开展精确打击抵消战略的时候,就是通过学术论文了解相关技术走向的,这导致了军事技术和思想的扩散。
工业4.0研究院院长胡权提出,在制定技术保护策略的时候,应尽量利用“认知偏差”带来的不确定性,只要关键信息不公开,期待模仿的潜在对手往往很犹豫,即便下定决心跟进模仿,往往囿于体制管理的限制,相关项目也很难获得充足的资源。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德国科技崛起的时候,美国为了避免它们搭便车,通过系统化的技术保护措施,让日本和德国两个国家在先进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日本围绕自己在制造业上的优势,提出了“智能制造系统”(IMS,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计划;德国则在1988年专门设立了“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Deutsche Forschungszentrum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在100年前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就指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获得二手智慧,他们在中国的学舌也不直接是文明的胜利。”
美国商务部下属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专门编写了一份报告,分析了美日技术之争获胜的秘诀,指出日本在先进技术的判断上依赖官僚主要来源东京大学,当它对当时的人工智能满怀信心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准确判断当时的人工智能不可能有革命性的突破,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工业数字化上。
为了让技术保护策略化和流程化,美国国防部专门发布了DoDI 5000.83“通过技术和程序保护保持技术优势”(Technology and Program Protection to Maintain Technological Advantage)和“国防部技术和项目保护指南”(Department of Defense Technology and Program Protection Guidebook)。
美国国防部研究工程部门专门设计了“技术领域保护计划”(TAPP,Technology Area Protection Plan),对关键技术领域(CTA,Critical Technology Area)进行保护。
虽然在公开的关键技术领域未专门列出数字孪生体技术,但美国国防部一直把数字孪生体等列为超级关键技术(或通用目的技术),其保护等级远远超出公开的关键技术领域。
从数字孪生体最近十年的发展来看,美国国防部通过领先的技术保护策略和完善的管理系统,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使潜在对手忽略数字孪生体和数据科学等的颠覆性创新和进展,成功避免了军事技术和思想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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