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天：日本“软件工厂”全军覆没

导读：作为“点肆100”计划的一部分，工业4.0研究院拟发布系列文章，分享数字孪生维护、数字战役和数字孪生战场相关研究成果。第一个阶段完成了数字孪生维护分享，目前进入“数字战役”阶段。

昨天的文章对兰德公司提出“软件工厂”做了介绍，特别引用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迈克尔·库苏马诺对SDC公司的分析，以此追根溯源，从软件工厂概念体系的初衷来看，那个时候的软件工厂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通过对兰德公司剥离出来的SDC公司在软件工厂的实践学习，我们可以看出，40多年的软件行业还未成熟，缺少大规模开发所需要的工具和生态，这需要时间来解决。

日本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潜心跟踪模仿美国的先进技术，在SDC公司建立“软件工厂”之初，日立公司、NEC、东芝、富士通等都建立了自己的“软件工厂”，有的直接称为“软件工厂”，而有的则用了“XX Works”的提法，这也是工厂的同义词。

然而，这些公司最终全军覆灭。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且看看库苏马诺当时对日本软件工厂拥趸们的做法描述，它们的失败早已确定。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突飞猛进，直接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这引起了两个变化：

一是日本觉得可以对美国说“不”，它认为能够引领全球科技发展了，在软件领域，诸如日立、NEC、东芝、富士通等在软件工厂上的探索可圈可点。

二是美国感觉日本跟进自己先进科技太近了，启动了系列“脱钩”策略，例如，不再让日本参与美国发起的先进科技联盟，特别是不让日本接触到美国的基础研究。

在兰德和SDC公司提出“软件工厂”之后不久，1969年，日立公司就建立了“日立软件工厂”（Hitachi Software Works），员工数高达5000人。

1976年，NEC推进“软件战略项目”（Software Strategy Projects），针对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和电信软件等专门设立了Fuchu Works、Mita Works、Abiko Works和Tamagawa Works等，这些都是软件工厂的公司，涉及员工近1万人。

1977年，东芝直截了当，建立了“付出软件工厂”（Fuchu Software Factory），员工有2300人。

1979年和1983年，富士通分别建立了系统工程集团和芝浦软件部门，前者下设“蒲田软件工厂”（Kamata Software Factory），员工有1500人，后者下设“芝浦工厂”（Numazu Works）。

库苏马诺对日本“抄袭”软件工厂的事情记录非常详细，笔者认为，日本忙于落地实施，对于写分析报告这样的工作重视不够，缺乏对美国软件工厂分析的深度（从软件工程演进的角度），没有意识到美国人已经吸取教训。

日本政府当然不认可这样的看法，知名的通产省还在1966年召集日立公司、富士通、NEC和日本产业银行，组建了一家合资公司：日本软件公司（Japan Software Company），政府提供了20亿日元的补贴，招聘了200人的软件工程师。

这家公司只存继了6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这几家日本公司互相内耗，而且它们都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单打独干。前述内容实际上也显示了这一点，这些公司都投入巨资开办了“软件工厂”。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比较清楚，随着日美交恶，宏观环境、房地产崩溃、科技发展迟滞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日本进入了失去的30年，其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

分析其中的原因，自然要从细节来看。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的分析，日本当时过于重视“学术成果”，即便所谓产学研的工具和方法，更多是为了在期刊或会议上进行讨论，NEC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

工业4.0研究院启动“点肆100计划”，分析美国推动数字转型的策略和实践，同时对历史相关事件或案例做一定的解读，希望我们能够避免日本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