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制造”如何成长为高质量的代名词？

“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这个词最初是由英国官员们发明的，并且是作为贬义词。1887年，德国低价产品大量涌入英国，英国政府要求从德国进口的商品必须贴上这样的标签。当时的德国对英国来说，就像今天的中国对欧洲或美国一样。但英国试图保护国内企业免受竞争影响的努力却适得其反，德国制造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就成为了高质量的代名词。

工业4.0研究院通过翻译《德国经济的复兴：美国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Germany’s Economic Renaissance：Less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一书，解读德国如何在几十年里取得成功的故事，也告诉了我们一些德国的思维方式和传统。

德国的工业革命来得很晚，但它却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经济。

直到19世纪，德国在政治上仍然四分五裂，经济落后。农奴制使农民依附于地主，使贵族阶级有权利剥削农民，直到19世纪初农奴制仍然在某些地区延续着，包括普鲁士，这个最强大的德意志王国。在英国封建制度结束后的几个世纪里，相当一部分的德国人被困在农业经济中，贫困潦倒，没有受过教育，无法成为工厂劳动力，更不用说成为创业精神的源泉了。

我们今天所知的德国现在还不存在。当时的德语世界围绕着两个帝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由德国人统治，但中间混杂着说着不同语言的民众和分割的领地。货物每一次穿越如符腾堡或巴伐利亚等独立邦国的边境时，都要被征收关税。这些障碍抑制了贸易，甚至到今天其遗留问题仍然存在。虽然高地德语（标准德语）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和商业人士交流的语言，但许多地区方言仍然存在，而且依然是巴伐利亚或与丹麦接壤地区的日常交流语言。这些不仅仅是地方口音。有些方言是十分费解，以至于当地人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广播公司竟需要将话语翻译成字幕，这样国内其他地方的观众才能听懂。在某种意义上，语言限制这个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德国古代经济和政治。

德国的制度改革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那段时期，德国自己的民主运动最终失败，但统治阶级清楚地意识到，在德国广大民众中酝酿着更大的动乱。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已经非常糟糕且仍在下降，与此同时，人们的期望却在上升，因为机械化耕作的农业工人和公民了解到在其他地方发生的民主变革。对法国式混乱的恐惧促使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勉强接受有限的变革，包括解放农奴，并于1818年在普鲁士开始建立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得以扩大，商品能够在德语世界中更便捷地流通。

19世纪70年代，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诞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普鲁士总理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谋略。俾斯麦冷酷而务实，他明智地看到，为了维护贵族的权力和特权，对大众的让步是必要的。他成功地阻止了真正的民主统治，但另一方面，他引入了诸如医疗保险这样的改革，改善了普通工人的生活。在1883年，德国工人获得了免费的医疗和药品，而且在他们无法长期工作的情况下也能得到病假工资——而时隔130年，美国才有奥巴马医改计划。俾斯麦使今天的德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将为医疗和教育买单，保护他们免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严酷影响。

与政治变革交织在一起的是迅猛发展的新技术，即铁路。铁路的出现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加速了货物和人员的运输，而且还创造了对铁路和机车的巨大需求。第一批铁路设备是从英国进口的，但德国人很快就学会了自行生产。到1853年，德国机车生产94%由国内企业完成。德国钢铁业和机械制造业由此诞生了。

为什么意大利等其他国家当时没有这样做？德国为什么能够如此快速地发展自己的铁路制造基地呢？鲁尔河谷蕴藏丰富的煤炭是部分原因。但德国——我指的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德国的地区——似乎也有足够多的今天我们称之为企业家的人，他们不安分、野心勃勃、一心追求新市场和新技术。普鲁士社会的军国主义也发挥了作用，它创造了对军事工程师的需求，为普通阶层出生的年轻人提供了获得培训的途径。德语地区的贫困和人口过剩也为人们寻找更好生活的途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大量移民涌入美国，但仍有一些人留了下来并建立了公司，他们的名字仍然可以在公司标志上找到。我首先想到了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1826年，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只有14岁，他的父亲去世，留给他的是打理家族经营的钢材厂的责任。这位年轻人意识到铁路出现所带来的机遇，开始生产车轴和其他机车部件。突破发生在1852年和1853年，当时克虏伯公司发明了无缝钢轨，该车轮可以在不解体的情况下以更快的速度运行。克虏伯公司在1847年开始生产用于火炮的钢锭。克虏伯公司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分包商，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发明了自己的大炮，并于1859年开始向普鲁士军队出售。“克虏伯”这个名字很快就会成为德国军事侵略的代名词。

在很大程度上，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为数百名德国商业领袖树立了榜样。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始人。他接管了家族企业，但将其转变为比他所继承的企业更为宏大的企业。本书稍后讨论的许多公司都遵循这种模式。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是一位创新者，他不仅利用他人的发明，而且通过发明优于竞争对手并由公司独家拥有的新产品来扩大销售。今天，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企业会进行自己的研发，但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件新鲜事。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认识到，最尖端的产品产生的利润最多。现在我们可以说克虏伯公司的目标是高端市场，价值链的顶端。克虏伯公司并不满足于自己生产导管，而由另一家公司将其升级加工为火炮。获得利润的方法是在生产过程中提供最具技术挑战性的部分，做一些竞争者做不到的事情。

但19世纪的克虏伯公司也瞄准了价值链的底端。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希望控制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甚至是生产铁矿石的矿山。克虏伯公司还维持着自己的国际销售队伍。经济历史学家Richard Tilly认为，这种如今所谓的纵向一体化使得克虏伯公司和其他德国企业比英国竞争对手更有优势。英国企业是在政府主导的商业体系下运营，并被用作外交政策工具。德国企业更接近他们的客户和供应商，并且更好地了解市场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如今只有少数几家公司会追求如此高的垂直整合水平，但偶尔也会有例外。2013年，宝马开始大规模生产电动汽车，车身主要由轻质碳纤维制成，宝马决定通过与SGL Carbon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在华盛顿州自己生产原材料。现有的供应商无法生产出宝马所需要的产品。而建立和维持一个外国销售和服务机构的做法仍然很普遍，即使对于规模较小的德国企业也是如此。

在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去世几年后，维尔纳·冯·西门子（Werner von Siemens）于1816年出生，他是汉诺威附近小镇上一个贫穷佃农的14个孩子之一，后来成为德国经济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工业革命为拥有才能和雄心的年轻人提供了一条向上流动的道路，维尔纳·西门子便是在阶级制度出现裂痕后释放人类潜能的一个例子（维尔纳·西门子是在后来才获得贵族称号“冯”）。由于无法负担高等教育，维尔纳·西门子加入了普鲁士军队，以学习工程技术。在服役期间，他发明了一种名为“指南针式电报机”的机器，这种电报机不需要使用莫尔斯电码。这成为他在1847年与他的合作伙伴成立Siemens & Halske公司的基础。在获得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之间建设电报线的订单后，维尔纳·西门子便到国外寻找新的业务，在俄罗斯和英国修建电报线路。后来，他在大型电力公司的发展和商业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方面业务是如今的西门子企业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一样，维尔纳·西门子也为德国商业领袖树立了榜样。他首先是一名工程师，虽然对商业有着敏锐的嗅觉，但他似乎对发明有着发自内心的兴趣。维尔纳·西门子曾写信给他的弟弟卡尔·西门子：“公司作为一种财富来源，对我而言是次要的。我把它看作是我建立的一个王国，我想把它传递给我的后代，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在其中奋斗。”这句话在今天可以成为无数德国企业家的座右铭，对于他们来说，做出产品比货币积累更令人满足。维尔纳•西门子也是德国企业家的早期榜样，他毫不畏惧地进入俄罗斯或中东等外国市场，这一市场的潜力远远大于德国市场。

除了制造业巨头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小企业填补了大型企业没有兴趣的利基市场。历史学家保罗·尔克（Paul Erker）说：“德国几乎每一个中等城市都有小型的家族经营的机械工厂。”这些都是中小企业的前身，这些规模较小、高度专注的公司，比其他任何行业都更能推动德国经济的发展。本书随后将要讨论的博物馆展柜制造商德国汉氏展柜公司（Glasbau Hahn）在这个时代已经存在。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和维尔纳·西门子以及其他许多德国企业家之所以具有创新精神和积极推动国际化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不得不与英国竞争。德国的自然资源有限，德国的海军远不如英国强大且其进入公海的能力受到限制。与英国相比，德国当时在国外市场的影响力相当微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德国甚至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尽管如此，或者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缺陷，到19世纪末，德国的经济才更具创造性，且以技术为导向。1885年至1890年，德国发明家的专利数量是英国的11倍。德国大学建立在普鲁士教育系统的基础上，该系统旨在为陆军培训技术专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训练了3000名工程师，是英国的8倍。在德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企业管理者的数量达到了英国在半个世纪以来所没有达到的水平。德国的企业管理者们在英国的工厂里当学徒，学习他们的方法和技术，并引进英国专家到德国工厂工作。他们还前往美国学习大规模生产方法。这种对技术培训和教育的重视仍然是德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雄心勃勃的年轻德国人在国外旅行和工作，学习其他文化及其做事的方式。

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已超过了英国，威胁着英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先地位。英国人充分意识到这一威胁，召集皇家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在1887年颁布了要求贴上“德国制造”标签的法令。然而，再多保护主义也无力阻止德国制造业的崛起。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占世界贸易的12.3%，仅次于英国的14.2%，领先于美国的11%。海外销售占德国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1907年的克虏伯公司雇用了64，000名工人，与2012年其现代企业蒂森克虏伯公司（Thyssen Krupp）在德国雇佣的一样多。德国毫无疑问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出口国，如今回想起来，随后德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决定就显得更加愚蠢和莫名其妙，简直可以说是悲剧了。

然而，如果认为19世纪的德国正稳步走向繁荣，且这种繁荣是被威廉一世及其手下的将军的狂妄自大所破坏是不准确的。这是一个经常发生军事冲突和经济危机的动荡时期。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生活是艰难且往往是无比痛苦的。工作环境糟透了，工资勉强维持生计，能否果腹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德国的企业管理者可能会因为他们的创新而做出鲁莽的决定。由于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及其继任者的过度扩张和误判，克虏伯公司不断受到金融危机的困扰。随着克虏伯、西门子和拜耳等公司成长为巨型企业，他们试图保护自己不受竞争的影响，而这种竞争在几十年前则是它们自诩的特点。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利益共同体”（德语Interessengemeinschaft，缩写IG）。字面上来说，它意味着一个利益共同体；实际上，这是一个垄断组织。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许多大公司倾向于建立“利益共同体”，以保护自己免受国内竞争的影响。化工行业是最突出的例子。两个垄断组织控制了德国95%的染料生产，这些染料都是通过化学物质合成的，是当时最重要的化工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德国化工行业的这两个垄断组织控制了80％的产量。其中一个垄断组织IG Farben（德语Farben是“染料”的意思）因其使用了奴隶劳工，并且成为在大屠杀中用来杀死犹太人的毒气齐克隆B的供应商而臭名昭著。

所有这些都为未来埋下伏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领导人回顾过去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他们从一个后封建时代的农业经济转变为一个全球商业强国。德国企业已经形成了将持续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的传统。他们是创新的和全球化的。然而，他们仍然保留着对家族经营的偏爱。虽然他们生性谨慎，但当报酬或威胁足够大的时候，他们会变得大胆甚至鲁莽。他们相当重视教育。他们倾向于寡头政治。

1914年，德国决定借道比利时袭击法国，这一决定引发了巨大的人类悲剧，而相对而言其经济后果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为了理解现代德国经济，让我们简要地审视一下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商业的影响。

毫无疑问，两次世界大战是灾难性的。凯撒和他的将军们严重低估了战争的成本和持续时间。军队从工作人口中抽调了1300万人，占德国人口的20％，其中300万人死亡。国内经济几乎完全转变为战争生产，造成了德国人民巨大的贫困。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经济的破坏远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战后效应依然巨大。德国企业与那些曾熟练开拓的国际市场的联系被切断了。德国的国际专利无效，使得竞争对手窃取德国技术成为可能。例如，美国企业现在可以制造阿司匹林，这会威胁拜耳的垄断地位。德国的海外财富被没收。

战争期间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对企业不利，它们需要稳定和可预见性。但一些聪明人从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获利，这将对德国制造业产生持久的影响。例如，京特·匡特（Günther Quandt）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家纺织品制造商的富有后代，他用贬值的德国马克收购了电池制造商瓦尔塔公司（Varta），为他的儿子赫伯特·匡特（Herbert Quandt）奠定了财富基础。赫伯特·匡特之后收购了宝马公司，其继承人仍然控股宝马公司。另一个发展值得一提。为了平息工人的不安情绪，德国企业引入了“共同决策”的概念，即给予工人委员会在公司管理中的发言权。这是俾斯麦在上世纪使用的策略。商界和政府精英为了维持整体的控制权，在工人阶级重要的日常事务上做出了让步。

德国境内外的许多人认为纳粹时期是德国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的时期，但事实并非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纳粹时期之前的通货紧缩和政府紧缩政策之后，德国迫切需要恢复元气。纳粹党卫军对德国技术优势的宣传是言过其实的，甚至连局外人都下意识地接受了这种宣传。德军还在依靠马匹来运输。即使德国为了应对盟军轰炸，更快地部署喷气式飞机，但实际上英国和美国的喷气涡轮技术更加先进。德国科学家在研发和部署雷达方面远远落后于英国和美国。

德国制造业的雅利安化使得德国经济失去了一批最精明的银行家和企业家。法兰克福银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梅耶·阿谢尔·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及其后代创建的，他们在18世纪为黑森州的贵族服务，使当地的犹太社区脱离了贫民区。在纳粹时期，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和其他借贷机构中驱逐犹太人，使得这些机构失去了重要的专业知识来源。鉴于今天德国银行和资本市场的糟糕状态，人们不禁怀疑德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可以复苏。在撰写本书时，德累斯顿银行已经消失，德国商业银行受政府控制，而德意志银行正努力保持其在全球投资银行中的地位。与美国相比，德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在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商业融资来自资本市场，三分之一来自银行。在德国，这一比例恰恰相反。德国人仍然不愿意在股市上筹集资金。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电子零部件制造商之一博世等大型公司仍然是私人持股。然而，这可能变成德国的一个优势。德国企业生产资本货物和昂贵商品，这些货物极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没有股东要求季度收益不断增长的压力，德国企业就能够制定长期计划。然而，他们需要有能力且谨慎的企业管理者来利用这种自由。

就像纳粹时期德国制造业实力被夸大了一样，盟军轰炸对德国制造业的影响也被夸大了。1944年美国空军的一项调查发现，轰炸只损坏了所有机器的6.5%，而其中只有10%完全无法使用。英国夜间轰炸的目标是工人居住的街区，根据准确的计算，熟练工人比机器更容易被摧毁，也更难找到替代。虽然人力损失巨大，但西德受益于在战后几年里大批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其他东欧地区涌入的技术娴熟的人口，这些地区曾是普鲁士历史上的一部分，也有大量的德国人口。赫伯特·卡尼基萨（Herbert Kannegiesser）便是在当时从波兰来到西德，他曾学习过工程学且曾从事过飞机制造业的工作。赫伯特·卡尼基萨最后留在了德国西北部的一个小镇弗洛托，该小镇是德国纺织工业的中心。赫伯特·卡尼基萨发现纺织品生产商需要设备，于是和他的妻子厄玛开始生产用来压印衬衫的机器。起初，只是卡尼基萨夫妇和两名员工在工厂车间内作业，但业务发展很快。虽然后来服装行业最终抛弃德国和欧洲，转向亚洲或其他劳动力廉价的地区。但是，赫伯特·卡尼基萨专注于需要专业技术的业务部门，并成为了一个拥有工厂网络的国际供应商，每年销售额约为3亿欧元。我们之后将在这本书中反复提到赫伯特·卡尼基萨的儿子马丁·卡尼基萨（Martin Kannegiesser）。

1945年的德国饱受创伤、饥饿和混乱，城市成了一片废墟。尽管对于大多数德国公民来说，情况看起来很糟糕，但用历史学家保罗·尔克的话来说，德国当时的商业条件“并不那么糟糕”。

因为，德国制造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它很快在战后又恢复了成长的动力。工业4.0研究院将针对如何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深入挖掘德国和日本的成功经验，并在工业4.0头条和工业互联网沙龙两个平台发布独家内容。

* 版权申明：本文内容是工业4.0研究院翻译的《德国经济的复兴：美国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一书部分内容的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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