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为南征兵推研究院院长杨南征在1986年所著《智能军队》的连载之十三，展望了新科技革命的变革。数字孪生战场实验室接受杨南征授权，在数字孪生战场公众号上刊登该书全文，以期引起军事爱好者的讨论，展望新的“智能军队”概念体系。
安徒生在一篇童话故事中告诉孩子们：“海里最深的地方是海王宫殿的处所。它的宫墙是用珊瑚砌成的，窗子是琥珀造的；海王的女儿是6个美丽的孩子，她们的皮肤又光又嫩，象玫瑰的花瓣，不过没有腿，下半截身子是一条鱼尾……”如此生动的描写，无疑会使每一颗童心神往。但生动的不一定都是真实的。
笔者听到过一位朋友抱怨，他自听此故事后，居然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对那海底人间深信不疑。直到知识的积累已确凿证明海底不过是海生物与岩石的世界时，他才打消萌发过无数次的下海寻找珊瑚墙、琥珀窗和美人鱼的痴想。他说；“当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受骗上当之感。”从儿童教育学的观点看，这番褒贬未免过于武断。
但对于军队建设的未来道路而言，它却使我们联想到：一切会是以往的重现吗？战争不是童话。军队的智能化建设之路，只在正确认识了新世界的军人脚下延伸。
第一节 定下跨入21世纪的决心
战争和军事科学发展的历史，是科学技术对人的战斗能力不断加以延伸的历史。如果说刺刀、火炮、核武器是拳头的延伸，履带、螺旋桨是腿和脚的延伸，那么电子计算机就是军人大脑的延伸。从这个高度上看，军队智能化绝不仅仅是技术保障性的工作，也不单单是通信部门的任务。它是全局性的一场作战智能的换装改造。这种换装改造尽管不会产生一支智能军种或智能兵种，但比产生一个军、兵种的潜在威力大得多。未来战争的胜负，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作战双方这种智能系统的建设和发展水平。
在理论上，这些还是容易被接受的。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人却不愿意承认现实前景，宁可把计算机的出现当成几十年前多了一种新式枪炮，十几年前增加一类新型电台那样去对待。然而，战争不允许编造自欺欺人的童话故事。下个世纪的战争将有它完全不同于今天的面貌。尽管80年代中期的武器还有相当一批在十几年后不会全部退出现役，但下个世纪的军事装备，绝不会是在二次大战机械化装备的主菜上，添加几样新式电子器材与兵器鲜品的大杂烩。
今天，人们已经开始以懔然畏惧的心情，对待性质独特的现代电子战。在这种战争中，“只要在思维技术上稍稍领先，就能取得绝对的优势”。一场又一场局部战争的新闻，把军人以往的认识向未来拉得越来越远，二次大战以来的机槭化作战理论日益显得黯然失色。为了使军队对下个世纪的战争切实做好准备，需要原原本本地把它的实质性因素和盘托出，摆在全体军人的面前。历史不饶恕扭扭怩怩、缺乏勇气承认现实的人。为了节约时间和减少巨额资金的浪费，发展中国家的军队需要及早定下跨入21世纪的决心。
21世纪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军队建设决心呢？为了准备进入下个世纪，美军在其国防大学所属四大学院中，专门设立了国防部计算机学院（其他三个学院是：国防军事学院、武装部队工业学院、武装部队参谋学院，院长均为少将)。40年来，在统帅部和指挥系统中实行了全面智能化建设。各指挥机构均有负责信息、数据处理的智囊人员和部门，如参联会的军事通信电子委员会（中将)，联合参谋部的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部（中将)，作战部专管侦察、空间、电子战与C3I系统对抗的少将副主任和电子战与C3I系统对抗处(上校)。战时，国家军事指挥中心能够使用“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对全球美军实施指挥与控制。该系统由监视与警报系统和国防通信系统组成，其中包括保证国家指挥当局与第一线作战部队直接通联的国防卫星通信系统和紧急通信网。
苏军在近年的局部战争中日益感到自己与美军在智能化建设上的差距，正在急起直追，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自动化发展规划，稳妥而快速地使全军走向智能化。日、英、法、西德、意、奥等国家的军队，都在全面技能化的基础上，开始上升到智能化建设的层次。连曾经不被世界军事大国放在眼里的印度军队，也兴起了“电脑热”。
据悉，印度国防部于近年成立了国防计算机委员会，专门负责在军队中推广使用计算机；陆、海、空三军都装备了先进的电子计算机自动信息转换系统。为了给部队输送更多的计算机技术人才，印军大多数军事院校增设了电子计算机课程，并为在职军官举办短期训练班。
对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在客观条件上还是主观指导上，都不允许跟在他们后面爬行。有些世界未来学家推测，中国、朝鲜、印支等“亚洲共产主义国家”，人均总产值将于2070年前后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以相同发展曲线所作的保守预测。显然，按这种发展曲线，这些国家将长期落在目前的发达国家后面。而很可能，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比这一预测提前。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第一个阶段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第二个阶段到2021年，把中国建成为具有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个阶段再用28年，即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们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按照更陡直的发展曲线去追赶。
在这一发展曲线中，转折点在1900—2010年之间，即2000年前后。这是中国能否赶上世界先进国家最关键的年代。毫无疑问，也是中国军队智能化建设最关键的年代。无数新兴科学技术正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影响，给军队智能化发展提供了日益完善的条件。我们在经费较少、时间紧迫、差距甚大的现实情况下，不能按部就班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提高，只能采取技能化与智能化同时前进的方针。
以智能化带动技能化，将给军队建设带来高效率、低耗费和快速度。两个台阶一起跨，是现实条件与未来战争要求我们今天定下的战略决心。围绕这个决心，军队建设的一切：观念、体制、结构、管理、教育、训练、储备、经费、战略战术、国防工业等等方面，都需要走以智能化带动技能化的道路，需要制定统一的发展规划，健全研究和管理机构，展开一系列跨越性的建设工作。按以往循序渐进的传统思想，通常会认为这定是高不可攀的目标。然而，历史发展的轨迹并非直线，它的螺旋形上升趋势，在许多情况下提供了由低层次直接向高层次跃升的机会和条件。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使军队建设的未来设想经得起历史发展的检验，使今天已经投身和即将投身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新一代军人，当他们站在下个世纪的门槛上时，能有一种欣慰和自豪之感。
智能化建设，是新技术革命对军队的全面改造。探索实现这一改造的途径，首先遇到的就是战术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尽管恩格斯关于“技术决定战术”的论断，为许多军人所熟知并承认，但在研究军队建设的具体问题时，并非都能坚持:这一真理。“战术落后于技术”的现象似乎将永远存在，但这是未来时代所不允许的。
在战争的编年史上，技术对战术的影响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如果仔细比较一下近代军人在这方面的表现，会发现似乎存在着3个相继进化的阶段：
20世纪初及其以前，大多数军人沿袭文武不通的旧观念，尚未普遍认识技术发展对军事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就连拿破仑那样在军事上极富创造精神的军事统帅，也轻易地回绝了美国科学家富尔顿研制无帆兵舰的建议。爱迪生奉献出他最成功的发明，却被迟钝的美国军人拒之门外。
这位世界罕见的伟大发明家曾经无可奈何地哀叹:“在战争期间，我作出了大约40项发明，每一发明都十分成功，可是他们一项也没有釆用，都闲置了起来。海军官员讨厌平民插手他们的工作。这些人开办的似乎是封闭的公司！”
那时，不等到在战场上被新技术打得头破血流，军人们是不会考虑改变传统军事理论的。因此，从19世纪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00余年间，尽管工业革命早已影响到社会其他各个领域，但军事科学仍长期停留在枪战的低级水平上。虽然门勒尔早在1885年就发明了内燃机车辆，1903年莱特就驾驶他的第一架飞机上了天，1901年马可尼就把无线电报的通信距离延长到了3000英里以上；可是，大多数军人根本不想这些新技术在战争中会有什么作用，而宁愿相信“陆军应该是一个人力的陆军，而不是物质的陆军”，“只有当一个人认为他的会战是失败了，然后才是真失败了”。结果，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圆镐、有刺铁丝网打倒了枪和炮”。作战“与其说是军队与将军们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工厂与技术家之间的决定”。対此，恩格斯称之为军事上“亳无建树”的年代。
可以说，在近代军队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军人等待技术的阶段。
20世纪机械工业的高度发达，改变了军人的单纯尚武观念。1918年8月8日，艾敏斯会战中联军“星”型坦克的装甲突击精神与英军300架飞机的炸弹威力，使军人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中醒悟过来。此后的二十余年，历史造就了富勒、杜黑、古德里安、隆美尔、蒙哥马利、戴高乐、艾森豪威尔、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等一大批军事技术兼通的新型军事家。他们往往不仅精通军事，而且对坦克、飞机等当时新技术兵器的性能特点也了若指掌。他们把科学技术当成自己的第二专业，把工程师作为知心朋友，从而在战术的发展上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创举。古德里安借鉴英军第一次大战使用坦克的经验，在德军尚无坦克的1929年，发明了令老一代军人两耳发愦的坦克闪击战理论;6年后，得到希特勒的支持而组建坦克兵团;10年后把整个欧洲打得一败涂地。罗斯福接受爱因斯坦发展原子弹的建议，开创了一个核条件下战争发展的新时期。而斯大林则干脆把雅克夫列夫、伊留申、图波列夫等一大批飞机设计师聘为座上宾，与元帅、将军们共商对敌大计。这些飞机设计师曾对斯大林能象技术内行一样与他们讨论问题而惊讶不已。正因如此，在二次大战及其以后，这些国家的军事技术装备和军事学术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大幅度发展。这一时期，可称为军人寻找技术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微电子学、人工智能、遗传工程学、宇宙空间和海洋开发等等新兴理论科学的冲击，使许多卓有远见的军事家进一步打破原来军事思维的框架，提出了军人应当站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设想未来作战样式，并拫据这些设想反过来指导军事技术发展的思想。
1982年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格伦·K·奥蒂斯上将说:“陆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决定要展望未来20年的发展趋势，采用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好方法来了解那个时候的战场概念、作战理论与战术，然后让装备硏制人员开始研制那时所需要的装备。”
在年鉴性的《美国陆军武器装备》中，美《陆军》杂志副主编埃里克·C·勒德维格森写道：“美国陆军相信，它对21世纪的战场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设想，因此打算集中力量研究和发展未来战争所需要的各种武器系统，而不允许日新月异的技术来左右军队的编制与军事理论。”
美军对其工业界提出了“2000年空地一体作战”的有关要求。“这种理论是依据对苏军及其盟军的20年情报预测提出来的”。近年来，按照军人的要求发展军事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根据这种趋势展望，下一个世纪将是军人组织技术的阶段。在军人的组织指导下，军事技术将减少发展的盲目性，从而得到更快的成长速度、更高的实用价值及更多的军事经济效益。
从等待技术、寻找技术到组织技术，反映了军事科学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不断密切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将迫使军人由技术发展的旁观者转为技术发展的计划指导者。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节奏日益加快，军队技术装备更新的周期不断缩短。目前世界先进国家更新一代坦克为5—8年，导弹4一6年，飞机3—5年，而刷新一代电子计算机仅在2—3年之间。如果军人仍象以往那样等到在战场上遇到了新技术，再研究新的作战方法，组织新的作战训练，就很可能不等训练好，新战术又已变得陈旧了，从而难以有效地应用新的技术装备。在这种情况下，对敌军的研究可能总是赶不上敌装备和战术的变化，以致造成对敌情长期摸不清、估不透的状况。
(二)现代科学技术以令人眼花繚乱的速度发展。如果说19世纪展现在拿破仑脚下的只是钢板船和木板船两条发展道路，那么今天众多的新技术途径，犹如万花筒般地摆在了军人面前。马岛战争中，英军防御“飞鱼”导弹可供选择的技术手段达10余种，只是由于决策上失误，战前没有从中选准，造成导弹驱逐舰和集装箱船各一艘被击沉的严重损失。就微型计算机而言，当今新型号不下数百种之多。军人再也不能仅靠技术人员的建议来确定未来战术的发展方向，而一定要走在新技术发展的前沿，以高瞻远瞩的未来学眼光，作出自己的最佳选择。
(三)科学技术对人的战斗能力的加强作用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当前已经上升到了对军人的大脑思维活动进行武装的领域，需要军队的全部神经活动都参与其间。由于军事斗争是比微电子学等科学技术层次更高的领域，只有精通军队指挥、训练、管理业务，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人，才有可能把军队大脑思维活动的真正精髓与计算机科学紧密结合。于是，军事技术再也不能脱离军事科学的指导而孤军突进了。
(四)现代科学发展需要以大系统的思想来组织。军事科学恰是跨学科面相当宽大的横断应用科学，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缘政治学、地理学、天文学、心理学、教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电子学、各类工程学、医学等等几乎人类所拥有的一切科学知识。在这些知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军队，只有通过知识面相当广博的军人的组织，才能将工业革命时代的机械化合成军，改造为综合众多科学技术门类的智能合成军。
总而言之，迄今为止，军人在军事技术的发展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而这一次，智能化革命将不允许军人袖手旁观。等待技术恩赐的人迟早会被逐出军营。
高技术的智能化革命，不是仅仅投入经费，购买大量电子设备就能办到的。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说明，军队本身如果不做好准备，投资越大，浪费越多，终会归于失败。美国人于50年代初寄希望于从计算机专业人员中培养军事智能专家，结果走了10年，又回到起点。后来组织经验丰富的军事人才学习计算机知识，才在70年代中后期建成了实战化的全球C3I系统。荚国人说:富士通的技术幵始进入日本时并没有被视为异物，因为在新技术尚未引入之前，体现新技术的人已在那儿扎下了根。换言之，如欲避免走弯路，特别要加强军事科学智能化理论的研究。目前，智能化科学技术已渗透到军队作战、训练、管理的各个方面，从战术、战役到战略决策机构，任何一个军兵种，任何一级组织管理部门都需要它。它是无所不包的现代科学的神经网络。在这次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造中，军人必须唱主角。作战研究人员需要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的科学知识，
同时认真分析自身的军事知识体系，将其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层次。否则，就可能被历史无情地剝夺军事专家的资格。
任何训练有素的军队，都应当熟练掌握自己的手中武器。而在信息革命浪潮冲击到来时，新的武器系统往往高于原有系统一个时代层次，造成了思维上人机结合要求与人机分离观念之间的差距。这种时代差距，远非小米加步枪年代那种文盲战士缴获新式机枪所遇到的技术困难可比。后者的缩小，大多仅靠提高人的下意识能力；而前者的缩小，更多地需要建立新的意识，需要更为复杂的辩证思维。它除蕴含着科学技术方面的空前问题外，往往还伴随着旧时代造成的巨大观念性障碍。
步兵分队装备反坦克导弹，是军队基层单位受到的一次冲击。自动化指挥系统进入高中级指挥机关，是又一次冲击。今后此类冲击还将不断增多，以更高的频率出现在各系统、各单位和全军面前。由于时代差距，人与智能武器之间出现了所谓时代鸿沟。这种“代沟”的表现是：不仅知识、技术、人才跟不上，而且领导观念、编制结构、组织方法等也都格格不入。比如目前，随着军队微机研究应用的逐步深入，使用微机的单位越来越多，但微机的作用远远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有的单位把计算机专门人才派去做别的工作；有的穿上军装的大学毕业生登报呼吁：“不要使我成为‘三不管’的人!”可见，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无人才，恰恰是等待技术恩赐的观念在作梗。
随着观念的改变，智能化建设的人才和技术问题并不难解决。《解放军报》报道过某步兵团将电子计算机用于训练和指挥的作法：“在没有一位专业人才，各种硬件设备不齐的情况下，他们首先外出向科研人员讨教，向部队大专生求学，进行智力和人才培养，不断开发计算机的战术指挥功能。师机关得知后，请他们讲学”，卓有战略远见的军司令部领导“选调他们的‘土生’人才组成改革小组，着手编制成套的战术软件”。“总部和军区邀他们表演汇报，并拨了专款，加速研制定型。还将样机发至师团试用，帮他们提出改进意见”。
1986年6月1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某集团军政治部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杨柏华，率先在集团军机关应用计算机，所编软件在全军区推广。在她的带动和集团军党委、首长的积极支持下，该集团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以低于一般硬软件开发经费1/3-1/2的投资，初步形成一个集团军的整体自动化系统。他们把程控和集中器网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军、师、团、营四层的总体结构。在司令部的作训、侦察、通信、军务、炮兵、工兵、防化部门，政治部的秘书、干部、计划生育部门，后勤部的军械、军需、运输、油料、卫生、财务部门，技术部的车务、器材、修理部门，展开了系统配套的软件开发工作。
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的该集团军副军长余鲁生，是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专业毕业生。由于领导层注重知识结构的更新，带来了部队智能化建设的勃勃生机。这个集团军在软件开发中，不仅有军队作战、训练、管理各部门配套的广度，而且有战役模拟、语音识别、军事专家系统的相当深度；在实际效益上，不仅培养了初具规模的军事人员科研队伍，而且有“80%工作都由微机承担的业务部门”。
谈到观念问题，余副军长说：“80年代，席卷世界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开始拍击我军传统的指挥手段及各级指挥层次。是迎难而土，顺应潮流，成为军事领域新技术革命的促进者，还是等待、观望、落伍，甚至被淘汰？各级首长和机关人员都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对此有没有一个全面清醒的认识，能否明智地、勇敢地迎接这场挑战，是真正搞好自动化工作的关键。我们在实践中感到，自动化买不来，发不来，要靠自己干出来。为此，一要树立智能作战的观念，全力发展作战、训练、管理的一体化智能系统；二要树立军人是主角的观念，积极争取自动化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三要树立生命力在于应用的观念，努力使自动化工作与作战、训练、管理过程取得一致。”
同处一个时代，同样的技术差距，有的单位“微机进‘冷宫’”，大喊缺乏应用软件和人才，另一些单位却想方设法进行智力准备和人才培养，不断开发计算机的功能。认识不同，作法迥异，差别甚大。多年来，一切靠钱买的传统观念，在思想停留在技能军队时代的人们中是那样根深蒂固，以至于讲到在新技术革命中要“军人唱主角”时，竟感到难于理解。新技术革命所造成的不仅是工业时代人与机械化武器之间的技术差距，而且是信息时代人与智能武器之间的思维差距。缩小人与智能武器间思维方式、思维内容与思维过程之间的差距，是军队智能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也是智能化程度的标志之一。为达到这一目标，看来需要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恢复人民军队独特的主动创新和积极进取精神。时代吹响了向新高峰攀登的进军号。军人们经过一番不知所措的徘徊之后，忽然发现体能时代用惯了的木梯，将成为跨越未来智能“代沟”不可缺少的依托。
合众国际社于1984年5月6日从莫斯科发出一篇电讯:“苏联由于体制原因在信息革命中落后了”；“莫斯科列宁大街的一家卖电子产品的大商店只对微型芯片时代稍稍有所表示，即在那里陈放着一排价格昂贵的当地生产的计算器”，“最便宜的，四功能，香烟盒大小的计算器售价大约30美元。”“看来，这种状况很可能继续下去。外交官和科学顾问们说，苏联领导人希望他们的电脑能够在军事上赶上西方。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给工业化民主国家带来的社会革命。”“苏联有许多高水平的数学家和电脑专家。但是，这些人受其制度的束缚”。“这些人所在的研究所自成体系。如果一个科学家想请教另一个研究所的同行，他不能直接联系，而是通过他所在的研究所所长和另一个硏究所所长商量。”“由于限制信息流通，因此苏联知识界很不活跃，而这种活跃气氛造就了西方许多设计电脑软件的天才。”“他们希望得到金蛋，但又不想要生蛋的鹅。”
把电子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完全归咎于社会政治制度，未免过于偏颇。但这篇电讯关于封闭型体制严重阻碍信息交流，影响智能科学成长的分析，却不无启示。苏军将领里亚布丘克根据大量苏制装备在黎巴嫩毁于一旦的事实指出：当前，苏军“某些旧的制度和观念阻碍着军队的计算机网络”，“苏军严格按等级控制作战信息，前线指挥员很少得到全面的数据和情报，这种封闭式指挥体制，使一些军官感到电子计算机没用”。
西方军事专家认为，“苏军不冲破体制上的束缚，计算机再多也只能是浪费。他们还没有完全弄清黎巴嫩战场的价值”。一些发展中国家军队自动化工作开展历史虽不长，也反映出类似的矛盾。指挥自动化是全军性的指挥神经系统的革命，需要高度畅通无阻的纵、横向信息流通与交换。然而，由于体制上的原因，自动化组织计划和研究机构的权限范围和活动能力，往往被限制在各级、各单位、各部门的狭小天地里，造成条块分割，信息封锁，技术老化，发明窒息，创造夭折；创新思想的火花由于不同思维领域间碰撞机会稀少而发生概率降低，杰出的发明成果由于行业、部门、单位之间的互相戒备而难以推广转化为实用效益。
许多人都有同感：“自动化需要‘化’一切，如果体制不允许我们看一切，又怎能‘化’得起来呢?”总参谋部自动化局一位领导同志指出:“这一点，我们和雷达、通信、导航电子设备都不一样。指挥自动化不象雷达、通信、导航电子设备那样，买来以后稍加训练就可以用。计算机必须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第二次开发。这个二次开发，离开用户根本不可能。这种二次开发，本身就是研究，本身就是军事使用需要跟技术的结合，要互相渗透。要很密切地结合，要融合到一起才能开发出来。
因此，计算机、指挥自动化的开发，从某种意义上讲，军事使用人员和计算机人员要直接参加研究，参加开发。这是用户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它是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一个体现，是高度系统性、高度复杂、高度标准化的东西，跟人们的习惯方式、习惯势力、体制结构都有很大矛盾。要克服这些习惯势力、现有体制的矛盾，才能前进，才能发展。”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人与机器两种思维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矛盾。
一方面，人的智力反应灵活，非标准化，但信息处理与交流速度慢，精确性差，控制范围有限；只有依靠众多人的分工合作，平行作业，才能提高信息处理与传递的速度、精度和控制范围。由此便形成了条块分割的业务体制。
另一方面，机器的智能比较僵死，变动不便，但优点是信息处理与传递速度快、精度高，通过信道的增多，控制范围可加宽。它只有依靠横、纵向的广泛联网，使不同业务部门的信息资源达到共享，才能增强其灵活性和适应性。有人甚至说，假如一台计算机的功能是10,两台联网的总功能不是20，而是100，三台联网的总功能则是1000。二者相比，人具有分散化的天然智能，而机器则具有集中系统化的人工智能。在一个感知、控制系统内，前者的自然表象是将权力、管理、地位以及各种社会因素融为一体的人工等级体制，而后者的必然产物则是将信息处理与信息传递高度规范化的自动信息网络体制，两者从内在机制到外在形式都有着显著的差别。
倘若按照技能化军队的习惯作法，把计算机仅仅当作与电话机、传眞机一类的技术装备配给各机关部门，简单地把两种智能“凑合”在一起，表面上构成人机结合，实质上却因要求不同而矛盾重重，难免出现自动化初期的单位之间互相封锁，微机软件和人才短缺，计算机亏率增大、浪费严重、发展缓慢等一系列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的发展中国家军队的指挥自动化已形成两三种制式，四五个系统，几十个独立发展体系，一百多不同型号的庞杂局面，给系统化建设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许多发展较快的单位计算机不够用，由于超负荷运转，硬件反修率增高；另一方面又有更多的单位放着机器不用，或者买了最新的机器，建了机房，但开机率很低。有的自己没有应用开发能力，又不善于组织，价值数万元的微机仅能顶一台打字机用。有的在应用方面缺乏论证，不从本单位实际出发，你搞发工资，我也搞发工资，你搞入事档案，我也搞人事档案；而在改善管理和提高工作效率方面并无明显起色。也有的步履蹒跚、年复一年，仍在开发“试验”之中。凡此种种，造成了不容忽视的浪费。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技能军队中，大量需要的是以忠实执行能力为主的“执行质”人才，而对于以研究创造能力为主的“研创质”人才的需求是有限的，这就带来了国防现代化人才奇缺与军队人才浪费之间的矛盾。比如，某部有三兄弟于家中自办“三W研究室”，在自动控制、微电子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硕果累累，推动了军事、商业、艺术、医学等领域的技术进步，连国家科研领导机关有关部门也久仰其大名。
国家邮电系统最高学府两位副教授在介绍他们的科研成果时，联名写道:“程控交换技术是一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技术，从他们主持完成的HJD-01程控交换机的设计、试验、生产的工作能力衡量，已达到主任工程师水平”。令人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成绩斐然的硏究机构的三名成员中，有两人至今仍属“无文凭阶层”。他们自费搞科研，“社会接受他们的无私馈赠，却连个给他们发奖章的名义也找不到”。这种忽视“研创质”人才的现象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这种现象并非偶然。技能军队所建设的是一个“执行质”体制，在本质上是以执行命令、指示的误差程度来评定所属人员的价值。当和平时期难以进行这种“等价交换”式的评价时，就以“年资法”来代替。但“年资”往往与创造成果并不相干，便导致了上述奇怪现象的发生。
事实证明，大量确有实绩的创造型人才恰恰因其对事业过于执着的追求而错过了晋升和获取文凭的机会。与此相反，智能军队需要“研创质”体制。随着军队智能神经功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执行性任务将交给自动化系统去完成，因而对“执行质”人员的需要日益减少，对“硏创质”人员的需求空前增大。.目前美军司令部中，运筹分析人员、军事研究人员和程序设计人员占70%以上，“传声筒”式的人员廖廖无几。
1986年第2期《博览群书》杂志摘登了邓伟志《淡化“当官心理”》—文的分析：“当官与做学问之间有个函数关系，二者是成反比例的。《简明社会科学辞典》所收姓马的26位人物中，没当过官或只当过三五年小官的20位，当过官但著作是在不当官时写的3位，一直当官且有学术成就的3位(仅占总数11%)。”“从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情况看，当官与做学问是相斥的。当代美国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做官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结，高位是学术的坟墓”。
在新时代面前，技能军队赖以维持作战能力的整个等级体制开始陈旧了。军队智能化建设需要创造一种以横向信息交流为主的“研创”体制。军人们在这种体制中的地位，除受“执行”观念和“年资”观念的影响外，还要更多地依据其创造性工作成果的进步价值和实际应用效益来决定。
综合近年军队智能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看来客观形势已要求人们认眞对待体制不适应造成的问题。需要尊重客观实际，把人的技能型的等级体制与机器智能所要求的网络科研体制并立；取其二者之长而补其短，建立与军队原有等级指挥管理体制相并行的科研指导管理体制。在统帅部、总部、方面军、军兵种和野战部队各级，设立智能建设科研指导管理机构。这些指导性机构不同于以往各级机关的指令性机构，它们不具有领导控制职能，但可以在首长身边进行科学研究，成为辅助决策的智囊团，以利于加强对智能化建设的领导。
各级研究机构之间不存在领导关系，只有学术研究关系，这样便于在平等地位上开展学术交流。这些机构的人员组合，应从各级首长、机关、部队涌现出来的人才中择优选拔，并重视对他们的使用和培养，力求造就一支智能化建设的先锋部队，通过他们与全军人员和科技成果方面的不断交流，逐渐提高全军的智能化水平。这种军队体制，能较好地将科研、作战、训练、教学几种功能融为一体，既可发挥广大指战员进行智能化建设的积极性，又能保持统一计划和领导，帮助全军较快地走上智能化建设道路。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军队早年创立的官兵一致和军事民主的优良传统，将成为智能化建设的优越条件。这种实践将打破资产阶级新闻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无法高速度推行信息革命的断言。
在国民经济科研、生产、流通领域走向大综合的时代，各种各样的经济联合体多如牛毛。在这一历史潮流中，提出军事技术联合体的设想，并非增添一个时髦的虚名；而是反映了军事技术革命从科研搞什么，工厂给什么，军队用什么，走向军队要什么，企业产什么，科研想什么的客观需要。这种需要与用户第一的现代企业管理趋势相一致，是军队建设的物质供求关系由顺序型变为逆序型的必然表现。
军事技术联合体是在原军队建制的基础上，实现指挥战斗人员与科学技术人员的信息联合、技术联合、经济联合。根据笔者在一支智能化发展较快的部队了解，这种军事技术联合体分为两层。
第一层是科硏层，由军事理论研究组与科学技术研究组结合组成，总人数约占各级机关人员的50—60%，科学技术研究组又与友邻部队科研单位、国家有关科研机构相联系，形成一个以部队为中心的多学科、跨行业横向科研协作网。在这个协作网之内，各种信息可以得到迅速传递和反馈，极利于军事思想与科学技术思想的结合。科学技术研究组代表部队与各协作科研单位建立合同制的技术经济关系，这种协作关系可以根据部队科研项目的变更而调整，从而形成以需求为主的灵活科研体制。
第二层是试验层，由承担试验任务的机关和部队组成，总人数约占各级机关人员的40—50%，占部队的30%左右。科研层搞出的科研成果，放到试验单位进行试用。试验单位负责提出改进意觅和新战术设想，编写使用教材，培训新战术骨干，并与各军事院校相联系，向其输出新作战理论和新技术，从而形成一边出新武器，一边出军事使用人才的同步发展。这就完全改变了以往那种部队急需的项目科研部门不搞，科研单位的成果在部队不适用的低效率、高损耗的衙门式研究状况。
军事技术联合体的“联合”有两层含义：一是部队内部军事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联合；二是部队作为军事使用单位与外部科研生产技术单位的联合。1985年11月至12月，该部队集中本部军事人员、技术人员，利用全军模拟器材展览会和激光电子对抗演习，以及国际电脑新技术陈列会召幵的机会，以半个多月的时间，对军内外13个大单位，40多个指挥自动化系统，以及美、日、英、法、德、意等国推出的最新微电脑技术，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并汇集了国家各工业部、军内外科研单位和友邻部队的情况，搜集了近千份技术资料，聘请地方省计算站、国家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航天工业部等单位的教授、专家为技术顾问，对全军指挥自动化和国内外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前景进行逐一分析，提出了军队指挥自动化3年总体规划和一年工作计划，进行了5种方案、2个途径的优选论证，初步提出了建立适应野战指挥条件、适应部队训练实际、适应平时自动化需荽，做到野战指挥、训练演习、办公自动化一套设备三种用途的四级指挥自动化系统的总体设想，以及战役模拟系统、战役决心评估系统、话文图处理系统、野战指挥通信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系统的逻辑框图。
尔后，他们将研究成果向上级首长及有关部门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支持。随后，该部队求得了中国科学院等十几个军内外院校与研究单位的技术支援，同省计算站等单位协作进行指挥自动化软件、指挥文书软件和地形量化、军标图形等软件的编制工作，还同省经济信息中心建立了以参加国家工业普查代训170余名部队计算机软硬件人员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他们从全部队范围内调集8名大学本科生和10名大专生，组成了以省计算机站一位专家为首的硬件选型、引进、维修小组；以中国科学院两位教授和一位助理研究员为导师的战役模拟攻关小组；以航天部一位教授、总参谋部测绘局某工程处一位教授为导师的话文图联动处理攻关小组；以海军工程学院一位教授为导师的人工智能军事专家系统攻关小组;以测绘学院一位副部长和一位教授为首的地形分析课题组等10多个军事技术联合研究组，并且在军、师、旅级机关和一些部队组织了数个试验单位，构成一个以部队为中心的多学科、跨行业，信息、技术、经济共享的横向科硏协作网，形成了军事技术联合体的雏形，
为较快地完成各项科研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内，他们以低经费消耗初步完成了部队自动化系统的骨干工程。在两次战役演习中，初步试用集中器远程微机网、程控自动化通信网、话文图联动处理系统、战役决心评估军事专家系统和各机关部门20余个系统的近50项软件成果，微机上网通报近千份，对战役决心评估数次，微机自动标图数十张，战役机关工作的大部和战术机关的主要工作都在微机上进行，为智能化建设迈出了低消耗、高效率的第一步。
据调査，当前一些部队已经普遍自发地形成了这种科研关系。约有2/3以上与地方院校、科研机构建有软件开发、硬件引进科研协作关系。在1986年中国计算机应用成果展览会上，国防系统展出的成果，有53.3%是以这种用户与科硏协作方式开发的。实践证明，凡建立应用与科研联合体制的项目，都进展较快，成本较低，军事效益较高。这种技术经济联系，不仅有投入，也有产出，利润反馈回来投入新的研究项目，从而形成以科研养科研的局面。这种新型的军事技术联合体，几年间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部队生成。眼下的问题是需要在理论上给予科学指导，在体制上给予承认。从军队战略全局的大系统角度，建立统一协调的各级军事技术联合体，避免各自为战，盲目发展和重复建设。
*系列文章，未完待续。
作者：杨南征，南征兵推研究院院长
1949年5月生，1968年入伍，历任排长、副连长、参谋、副处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集团军指挥自动化办公室主任。1985年入陆军指挥学院。多年潜心研究军事理论，著有《智能较量与军队现代化》、《智能较量与战役学发展》、《标图手册》等著述和近百万字的军事论文。
工业4.0创新平台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2013- 京ICP备14017844号-3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