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军队12：实现螺旋发展中的跃升

导读：本文为南征兵推研究院院长杨南征在1986年所著《智能军队》的连载之十二，阐释了颠覆性技术带来的跃升机会。数字孪生战场实验室接受杨南征授权，在数字孪生战场公众号上刊登该书全文，以期引起军事爱好者的讨论，展望新的“智能军队”概念体系。

1981年10月，当日本首先向世界宣告开始研制第五代计算机，对世界计算机产业之首的美国提出挑战之时，美国釆取了以军事为主体加速发展第五代计算机的“战略计算机计划”。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德劳尔尖锐指出：“今天，电子技术基础的更进一步发展，其重要性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原子弹。”一些国际评论家说，第五代计算机具有“思维”能力，它的出现不再是一种经济力量，而将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谁先制造出第五代计算机，谁就在世界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占上风。

以发展中国家里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情况而论，如果说中国军队与世界发达国家军队相比在智能化建设上大约落后了15年的话，那么，这15年正是西方指数曲线发展的初始平缓阶段。今后15年，将是他们指数曲线发展的陡直高速阶段。如果按相同的发展曲线去追赶，差距将越来越大。中国的军队建设要瞄准21世纪的先进水平，就必须有一个高起点，绕过外军发展的初始阶段，从智能化建设的较高层次上直接进入，实现赶超。

这一发展途径的切实可行性如何呢？

第一节 金钱防线上的突破口

按照工业时代的传统观念，人们很容易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直接推断为：由于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因而耗费也越来越多。这种依据工业时代数理形式逻辑的思维定势进行的直接推理，已经在新时代的未来预测中日益不适用了。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和美国、欧洲未来学家们的预测，人类会正处于一个从1776年开始至2176年结束的大转变期，这一时期是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也是耗费巨增的时代。但1976年已是曲线的拐点，是增长率的极大点，也是增长率降低的起点。此后增长速度会逐渐减慢，到2025年，人口和耗费的快速增长将趋于结束。到2176年以后，人类将进入一个完全信息化时代（即后工业化社会）。

作为信息革命的前锋代表，电子计算机、机器人、指挥自动化和智能武器，确实呈现出了这种高效率不等于高耗费的新规律。这一规律已由一门新兴的军事学科——国防经济学开始揭示出来。

国防经济学认为，选择何种武器装备发展途径，必须首先衡量这种武器的效费比。比如将“铜斑蛇”精确制导炮弹与普通炮弹比较，“铜斑蛇”炮弹的圆公算偏差约1米，普通炮弹约30米。虽然“铜斑蛇”目前价格还较贵，每发价格为4000—6000美元，普通炮弹每发仅150—200美元，但要击毁一辆坦克，用普通炮弹需250发，用“铜斑蛇”炮弹至多用2发。二者总耗费之比为；37500美元至50000美元(普通炮弹）：8000至12000美元(制导炮弹）。就是说，使用普通炮弹比使用精确制导炮弹多耗费3—6倍的经费。

国防经济学认为，衡量某种武器的效费比，必须联系使用它的军事目的。比如，一枚“陶”式反坦克导弹价值3000美元，而一辆M-1型坦克价值270万美元，后者是前者的900倍。一枚“毒刺”地空导弹为1万美元，而一架F-16战斗机为1800万美元，后者为前者的1800倍。假如军队的战略方针是进攻性质，那么二者都需要，甚至坦克、飞机贵一些，也必须硬着头皮购买，因为这是进攻作战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而作为防御型的军队，就需要较多地采购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此便可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多的胜利。

国防经济学认为，预测某种装备有无发展价值，需要全面评价它在长期使用中的总体效益。据目前建立一个集团军、师两级指挥自动化系统的耗费情况，最初一两年需投资50—70万美元，而一旦各种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配套，人才队伍建立起来，整个系统发挥效益之后，可精简两级机关人员100—200名，每年仅工资一项即可减少经费开支3—6万美元。加上战时和平时指挥管理精确性、科学性的显著增强，大量浪费的减免，精简机关人员而带来的营房、军需、运输、油料、卫生、财务等耗费的降低，部分软硬件开发成果的经济效益等等；据推算，组织得好，5—6年内即可将所有投资回收。以后每年可节约军费开支15—25万美元。

国防经济学还认为，发展任何武器装备系统，都应当仔细考虑科学技术发展对它的影响。比如坦克，它是以20年代的内燃机械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自它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大半个世纪中，机动速度仅提高了8—10倍，弹药发射能力仅提高了15—20倍，防护能力（每平方厘米装甲对TNT炸药的直接承受力）仅提高了5—7倍。智能武器则完全不同，它是以50年代以来的新兴电子技术和人工智能科学为其发展基础的武器系统。据国内外对电子计算机功能提高速度的统计资料，1960—1975年的15年间，共约增加了2000倍，80年代中期又比70年代中期提高了100倍。世界未来学会主席、《未来学家》杂志主编爱德华•科尼什（Edward Cornish)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斯坦默勒一个很有趣的比方:“假如航空系统也象电子技术一样飞速前进，那么协和式飞机就可以带上50万乘客以每小时2000万英里的速度飞行，而每人只需付不到一个便士”。《华盛顿星球报》的一个作者甚至说:“如果汽车发展的速度与过去20年计算机发展的速度相同的话，今天一辆罗思罗韦牌汽车就值不到3美元了；一加仑汽油可行驶300万英里”，“这种汽车的6个发动机可以安装在一个针头上。”那么坦克呢？以“M-1”式坦克的研制为例，它如果获得智能武器的发展速度，那么今天其火力大体应相当于200门速射炮，机动速度应超过音速1万倍以上，体积小于手掌，价格低于一辆玩具坦克。事实上，坦克和其他传统的机械化武器系统都是夕阳工业的产物，它们已快发展到尽头了，如果没有智能武器和其他新兴科学技术的加强，使它们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势必不久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根据国防经济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军队经济技术条件未来远景的预测，很显然，在经济拦路虎所设的金钱防线面前，发展智能武器系统是他们值得选择的一个突破口。它与传统武器系统相比具有全面的优越性。粗略地看，大概包括八个方面：

1.与其军事战略的防御性质相吻合，容易建立有效的战略防御系统，尤其是对抗敌现代化的航天、定向能、次声、电磁、隐形等新型器。

2.可以节约军费开支，以较小代价获得较大的军事效益。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使军队具备强有力的作战手段。

3.可以在科学智能的高层次上建立军民兼容的国防。智能化建设，将使军队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科学人才，拥有系统的自动化智能装备。这些人才和装备大部分可以军民两用，为国民经济创造财富。

4.具有长远的历史生命力，它不仅可以使军队很快得到加强，使老装备增添新的作战能力，而且容易适应加速发展的新技术，并与其结合成为未来更先进的武器系统。笔者曾与一位发展中国家的多年负责对外贸易的人士攀谈。他讲：“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坦克，机动力、火力、防护力方面在世界上

处于中游水平。但西方以低价买去后，换上他们的电子设备，便以数倍的高价转卖给第三世界国家。”这类便宜，为什么总让他们独占呢？须知，那些不算落后的躯壳，加上优越的电子神经系统，就会成为叱咤风云的先进武器。

5.在电子技术这一具有领先性的新技术革命领域内发展，军事工业将给民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更有效地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6.较易巩固和保留国防工业系统的高级装备和技术人才，以军民两用的方式形成兼容国防。

7.容易与世界先进技术拉平，造成技术输出的有利贸易局面。

8.能够促使军队以智力拥政的形式，促进整个民族文化智力水平的提高。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军队建设在一个物质基础比较薄弱的条件下求发展，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难以依照经济大国军队那样拼火力、打钢铁，但可以在一个较窄的正面上实现科学智能突破，从而达到以高技术制约高经济的效果。目前世界上一些现代作战能力发展较快的军队，正是选择了这条道路。以色列国家不大，经济力不是阿拉伯世界的对手，但以军依其有限的实力重点发展智能作战技术，达到了当代世界第一流的作战组织水平，连美军也不得不师其意迹。日本从60年代起大力发展微电子技术，不仅使他们原较薄弱的经济迅速振兴，而且让自卫队很快具备了现代化作战能力。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军队的建设，已具有了相当的摩托化水平和火力组织能力。许多过时的武器装备只要加装先进的电子设备，就可以在现代化的战场上焕发青春。同时，不少具有先进性能的坦克、火炮、飞机、舰艇，仅因自动化程度较低便无法在现代战争中充分发挥作用。倘若我们以大量重型装备的更新换代作为军队建设学发展的物质基础，必难成为经济大国的对手。相比之下，现代智能科学的发展，却可以较少的投资，获得较大的军事经济效益，并能象许多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那样，使计算机科学成为振兴军队作战能力的火车头。目前，美军每年用于C3I的投资，仅为其总军费开支的6%—7%，其军队智能化发展速度已相当可观。发展中国家的军队，若将作战能力的发展投资重点放在科学智能化建设上，即使军费开支总数比美军少得多，在智能化建设方面则可能较快地接近其发展水平。

按未来观点看，今天增加传统的武器装备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倒退；不是赶超，而是落伍；不是积累，而是浪费。我们不应当做对于明天没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节 “智矿”优势

“图书馆的书架都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但是，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象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一篇题为《毛泽东的战略》的论文中，开篇就是这一连串的惊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提醒人们:“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共产党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中国的著作。这并不是偶然的。苏联的势力扩张，主要得力于政治斗争的巧妙运用，以及德国在中欧垮台后所造成的许多有利条件。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全部胜利，或更确切一点地说，他们之所以能维持生存，其原因在于他能够利用军事行动获得政治上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相当大一部分智慧宝库在中国。这一点不需要中国人自己去评价，只要略微注意一下国际战略思想家们的认识，就会感到这一历史事实的珍贵。

中国拥有5000年军事辨证思想的传统。中国悠久的历史，频繁的战争，丰富多彩的经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灿烂的思想遗产。其中比较著名的，从《孙子》、《孙膑兵法》、《吴子》、《尉繚子》、《三略》、《司马法》、《六韬》、《李卫公问对》、《武经总要》、《百战奇略》、《三十六计》，到数不清的兵书、正史、野史和名不见经传的军事斗争杂记小说，著述之丰厚，思想之深刻，语言之精辟，被全世界枧为珍宝。中国人民解放军批判地继承了这份珍贵的军事智慧遗产，在长达60年的军队建设中，创造出了具有自己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谋略理论体系，为当今世界军事论坛所瞩目。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军事谋略思想，是中国军队独有的“智能矿藏”。它好比深藏在战争沃土之中的辨证思维之宝，一旦用现代科学技术加以发掘，与计算机的科学智能相化合，就会产生最高水平的军事智能，将自己的军事科学发展水平较快地提高到一个比美、苏等先进国家更高的智能层次之上。有位军事未来学者曾开玩笑说:“如果可能的话，让诸葛亮与巴顿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对阵，巴顿不一定能取胜。”基辛格曾警告西方世界：“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不记得，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专家都懂得，一旦把这种思维能力实现于计算机，将可能硏制出世界上最高超的人工智能系统。因此，中国人不应当，也无权力轻视自己的这一传统优势，盲目地全盘俄化或西化，把自己的军队建设学搞成外国军事理论七巧板的拼合物。

有了智能宝藏，并不等于就有了智能科学。资源之所以成为资源，就在于拥有认识它和开发它的手段。在这一方面，中国人其实也是非常有才能的。众所周知，“计算机王国”IBM公司的主要技术骨干，有一大半是中国人。世界三大电脑财团之一“王安电脑公司”就是中国人创办的。中国人于60年代初，曾发明出当时世界上最简洁的计算机制导程序，从而把自己硬件控制系统功能有限的弹道导弹准确地送入了轨道。自那以后，中国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所使用的计算机硬、软件，全部是在投资相当于美、苏数百分之一的简陋物质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以创世界纪录的速度硏制出来的。目前，在中国大陆上，一大批计算机、人工智能人才正在迅速成长。《解放军报》1986年10月31日发布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消息：中国工程师林邦瑾将他18年前创造的“制约逻辑”公布于世，在理论上解决了现有计算机不能求新知的问题，因而在逻辑学界和有关各界引起了一阵“制约逻辑旋风”。第8届国际逻辑讨论会第一副主席瓦因加特纳博士，致函正式邀请这位工程师于1987年8月赴莫斯科国际逻辑学术会议作报告。国内外学者争相实际运用制约逻辑的竞争也同时激烈地展开。按这位工程师的比喻，如果说制约逻辑是一棵大树，那么迄今以来人类赖以制成冯•诺依曼式电子计算机的数理逻辑只是两片子叶。据说，这个新学说，有可能将40多年来的逻辑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新一代智能计算机的理论基础。

有人说，中国军事理论在传统上是谋略型，苏军是力量型，美军是技术型。这一说法，以模糊观念而论，不无道理。但需要进层的是，我们的传统优势并不会凝固。现代智能科学的发展已经需要将谋略、技术、力量密切结合起来。三者之中，人的思维谋略起着主导作用，技术和力量是对它的加强。今天，任何用第五代计算机和第五代计算机语言构成的军事专家系统，其技术水平归根结蒂都取决于有无高明的军事专家思想。可以断言，谁先在智能理论上突破，谁将最先制造出高智能型计算机。

第三节 增长中的计算机战略资源

1983年，中国计算机专家曾对国内计算机工业的发展速度作出这样的预测：

70年代起，日本平均每百万人拥有计算机超过400台，达到计算机利用量世界第二。因此，他们把1970年算作日本的“信息化元年”。我们试按这一指标比较。美国到1975年止，共装机21.19万台，1976年则达22万台(一年便增加8000多台)，平均每百万人有1100台。同年我国共装机1294台，仅及美国的1/170;平均每百万人不到1.3台，约为美国的1/846，为日本的1/308。到1979年10月止，我国共装机2604台(平均每年装机只有436台，约接近日本1962年水平的一半)。到2000年，美国总装机将达41.2万台。即便这样，我国到那时要达到这一水平，将平均每年至少要装机近2万台，为目前每年平均装机量的45倍。以2000年我国只有12亿人口计算，那时，每百万人亦只有340台，比美国1976年的水平还差2.9倍，仅接近日本‘信息化元年’的水平;如果要求每百万人有1000台机，则平均每年要装机6.1万台以上，为目前的140倍。我国未来的最低要求：若1990年不能赶上美国1976年22万台的水平，那么在2000年赶超日本或美国便不可能。为此，每年平均要装机1.2万台，投入专业人员13万以上(未扣除现有人数)，为目前我国装机进度的67倍。

但到1986年，电子工业部发布的国内微机生产情况，远比这一预测乐观：

“我国计算机市场正在迅速发展。‘六五’期间国内微型机装机量平均每年增长120%，1985年新增装机量达到5.42万余台。今年微型机订货形势又超出预料，仅长城0520C型机订货量已近万台。初步预测，整个‘七五’期间社会对微机的需求量将成倍增长。”实现微型计算机国产化，目前已经具备了必要条件。“一是已建立起一支较强的专业技术队伍。到1985年底，仅电子工业系统从事计算机科硏和生产的职工总数已过9万余人。”“二是计算机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全国引进的一批微机组装生产线，年产能力已达5万台。”今年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三是‘通过引进、消化、开发、创新’，计算机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有些国产机在某些方面已超过同类进口产品；一些应用软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研究开发第二代、第三代机器人的示范工程已经开始建设。事隔3年，中国微型机的发展就达到了1979年以前每年平均装机量的124倍;为美国1976年以前年平均装机量的6.7倍；是1983年最低预测要求(年均装机12万台)的4.5倍，是赶超要求(2000年达到年均至少装机2万台)的2.7倍;距离1983年最高预测指标(2000年达到每百万人1000台，年均装机6.1万台)仅差6800台。如按“六五”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20%的发展速度外推，到1995年装机能力可达到1.3亿台。当然，电子工业与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不可能使计算机长期保持这一增长率。但即使仅按目前年产5.42万台累计，到2000年全国微机总数也可达90万台，平均百万人750台，为日本“信息化元年”的1.87倍。况且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达到普及信息化水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恐非今天的“东洋热”可比。中国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副组长吕东，在1986年6月24日召幵的全国计算机应用工作会议上宣布：“‘七五’期间，我国计算机应用工作要真正放到战略的高度，通过应用为我国电子工业开辟市场。”“在企业改造方面，选择一批大中型企业，建立不同水平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在行业改造方面，选定机械、电子两个行业作为全行业推广试点。集中力量进行邮电通信、经济信息、银行业务、电网监控、铁路运输、天气预报、民航客运、科技情报等11个大型信息和业务管理系统的阶段性建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2000年，这些目标的实现将使中国军队处于一个计算机应用海洋的包围之中。而提前13年进行军队智能化建设的规划和准备，不能说为时过早。

由于在国家科技、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中，已把微电子技术置于优先发展地位，中国微机工业在今后15年内将迅速起飞，中国军队技术装备体系向智能化发展将具有一个良好的物质技术基础，科学智能化作战理论研究势必很快成为紧迫的课题。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军队微机引进和应用的工作发展十分迅速。微机技术发展的这种迅猛势头，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种军事技术装备的普及速度。可以预料，在国家微机技术今后更高速度发展的促进下，部队的武器系统和指挥通信控制将会迅速走向智能化，从而在军队建设学中提出大量智能化建设的研究课题。

第四节 智能人才潜力

以微机应用为主体的智能开发，与其他科学技术发展最大的区别，在于智力的大量需求。法国未来学家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认为:“在信息化的每一项职能后面，都需要——需要量将会不断增加——十个、百个、千个大脑进行组合、表达、思考、设计，共同分摊‘程序’环境的各项任务，而这种程序环境只能扎根于越来越发达、智力越来越高、创造力越来越大的社会机体之中。”今后十几年内，中国军队由于智能建设的需要，将出现一个计算机人才奇缺的局面。按照军用计算机与国家计算机总数之比约为1:10的一般状况，2000年中国计算机总数如达到41万台，军队计算机总数将可能需求4万台；国家计算机总数如达到90万台，军队计算机总数将可能需求9万台。以目前美国平均每台机需11名专业人员推算，届时中国军队懂计算机的人员需要44万—82.4万人。如此众多的专业人才从哪里来？只要认真研究一下国家人才开发的前景，就会发现困难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大。

根据中国教育界专家的预测，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教育经费的增长，各级各类学校到2000年时将普遍增加3倍以上。1990年中国高等学校在校生可达203.1万人，2000年可突破500万人。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累计人数，1990年可达1000万人，2000年可超过2000万人。由此推算，2000年中国军队至少可以有80万人学习过计算机知识，2020年可拥有160万懂得计算机基本知识的人员。随着未来大、中、小学将逐步开设计算机基础课，中国军队拥有的计算机软硬件人员还会更多。

最近几年，由于微机普及应用速度很快。微机开发人才暂时出现了短缺现象。一些计算机专家呼吁从中等知识人员中挖掘潜力。当前，中国军队知识构成已较普遍地达到初、高中和中专以上水平。从不少部队试验情况看，具有中等知识水平的干部，经过1—2个月短期培训，即可掌握一般计算机高级语言，其中约有1/3的人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经1—2年实践，可成为优秀的程序人员。某部于1986年召开的微机成果汇报会上，在6—8个月开发的48项微机软件成果中，由部队自训中等知识人员自编的软件约占一半。少数中等知识人员还参加了语音识别、专家系统等高级软件的编制工作。而多数战士经1—2个月的培训，即可成为合格的操作员。笔者于1986年11月参加了某部举行的一次微机操作员技术比赛，亲眼目睹了部队自己培训的操作员经4个月工作后，约1/3的人员达到每分钟输入汉字60个以上的速度，少数操作员每分钟可输入汉字100个以上，达到地方优秀微机操作员的水平。

在人才发掘工作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程度越高，成才几率就越高，因而轻视文化程度较低层次的人才开发工作。其理由是，根据全国400名近年来新出名的科技人才的成才几率看，大、中、小学生成才的比率是729:26:1。其实，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目前中国仅受中、小学教育的人占90%以上，虽几率低，但由于基数大，成才人数也不可小视。就以近年400名新出名的科技人才情况计，其中，中、小学文化程度的达195人，几乎占总人数的一半。在中国尚未普及高等教育的最近十几年间，在中等知识队伍中培养科技人才，恐怕将是极有现实意义的一着。随着部队微机硬件设备数量的增多，大力开发蕴藏在具有中等知识军中的潜在智能，将使作战指挥、控制、通信、情报和武器系统的自动化水平迅速提高。这种作战智能水平的提高，又会反过来促进人的智力发展。正如日本《三菱研究所论文》所说：“我们从工业劳动者群众中解脱出来的人越多，我们就越能够满足新社会对人类才能的需求，越能适应新机器不断提高的效率。”广大军官和士兵的聪明才智，将在整个军队作战、训练、管理系统中得到最佳组合和最充分的展现，从而使军队科学智能化整体作战能力迅速增强。

第五节 螺旋发展中的跃升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走过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目前有一批发达国家开始进入信息时代；相应地，军队建设也有过体能化、技能化两个历史台阶，今天一批技术比较先进的军队已开始跨上智能化的台阶。较多保留着体能时代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军队，是否一定要经过技能阶段的全部历程，才能尾随发达国家的后尘，一步步爬上智能化高台呢？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这样做。以色列在军队机械化不到10年后，就开始以电子战为主发展他们的全套新型技术装备系统和向全面电子化转移其发展重点。从历史脉络来看，中国军队是以游击战起家的，属于非标准型军队模式。新中国建立后，只用了30多年时间，就由一个农业经济国跨向工业经济国，同时开始了许多被西方未来学家称之为朝阳工业的信息时代建设。可以说中国是工业革命与信息革命几乎同时一起干的。与此相应，中国军队也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机械化阶段后，几乎将技能建设与智能建设同时开展起来。发达国家军队经过150年的技能化历程，中国军队要在50—70年的短暂时间内走完，同时还要抽出相当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应付扑面而来的新技术革命。于是出现了电话还不大畅通、计算机就进了办公室；坦克还没用熟，导弹就列入了装备；高等数学还没普及，就要研究人工智能的似乎不大正常的现象。如果说摆在技术先进军队面前的只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发展中国家军队面对的就有数倍于他们的途径需要选择。在这一切选择中，必须争取找到最有前途、最有条件、最能带来效益的道路，抢先跨上去。发展中国家的军人必须保持清醒，因为资金有限、人才有限、时间有限，实在浪费不起。

社会和战争发展的多样化，使军队建设的模式也越来越多。今天，有美式、苏式、西欧式、日本式，还有第三世界式。美国著名教育家拉尔夫•泰勒（Ralph Tyler)说：“一个社会如果能使公民的选择增多，说明这个社会在发展；反之，说明这个社会就停滞了。”可供选择的道路显著增多，标志着一个旧时代行将结束，另一个新时代就要开始。在众多的军队建设模式之中，发展中国家的军人选择哪一种呢？也许，哪种都有借鉴的价值，哪种又都不值得照搬照套。多样化选择的本身，就已经说明大一统的技能化建设思想开始陈旧了，军事科学正处于一个大幅度变革的前夜。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心从夕阳工业向朝阳工业转移，工业革命时代发展起来的武器装备日益显露出后劲不足，已经在时代的前进中开始衰老了。它们虽然还不会立即退出军事斗争的舞台，但已经失去了当年统治战场、叱咤风云的气势，有赖于借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去弥补自己的先天性不足，才能在一些特定的场合继续服役。其实，这种“效益延长”现象在历史上不乏先例。至今世界技术最发达国家军队的步枪上不是还带有刺刀吗？此乃现代军队所保留的早期体能军队少数“遗产”之一。然而，冷兵器在战场上失去统治地位，西方已近200年，东方也有80余年之久。同理，今天传统的机械化武器装备正在失去它们在战场上的统治地位，而让位于代表新技术革命最新成果的其他新型武器系统。也许，坦克、火炮、飞机还要在服役期限上延续100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未来发挥主要作用的将不是它们。随着老一代武器技术装备日趋陈旧，传统的机械化作战理论体系也难以再有新的本质性突破。现代作战中，由于新型武器系统大量出现而提出的智能较量问题，已迫使这一理论全面更新。显然，避免长期陷于老式作战理论的纠缠，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信息化、智能化作战能力上，是时代对发展中国家军队建设学的要求。从宏观上看，成熟于二次大战的技能军队建设理论，经50余年的修补，愈益臻于完善，也越来越减少生机。在现代精确制导武器、定向能武器、核生化武器、自动化指挥系统全速发展的今天，作战行动日益变得多样化、小型化、分散化、精确化、高速化，以往庞大的装甲兵团、格式化的战役布势、楔形的突击队形、纵深梯次的阵地体系等等，也日益变得呆板、笨拙、调用不灵。笔者的一位朋友于1976年现场目睹过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指挥所被炸的情景：一阵猛烈的爆炸声浪过后，利军营内死一般寂静，围墙与外部设施完好无损，毫无战争迹象。而兵营里的卡扎菲秘密办公室和宿舍却被摧毁殆尽。尽管这位总统在军营门口修建了包括T-62坦克、速射火炮发射点的完备工事，严密部署了雷达防空警戒系统，军营内外戒备森严；可是美军飞机投置的激光制导炸弹还是神鬼不觉地钻了进来。直到轰炸完毕，利军苏醒过来时，敌人早已远走高飞。卡扎菲的精锐部队无奈，便朝天乱放三天炮弹以泄填膺之恨。面对此景，那位朋友的评论是：“这算不得战争。因为只有一方作战。”当然难怪，以二次大战时代的战争观念衡量，谁能想象这也是一种堂皇之战呢？试想，在装备着一枚智能导弹可消灭一个坦克连，使用一架电子干扰机可使整个战役地幅内雷达迷盲、通信中断、导弹失控的智能化敌人面前，仅具有传统攻防作战能力的技能化军团、兵团又能有何作为。因此，与其过多地耗费精力反复推论那些为人熟知的作战方法，不如脚踏实地逐步改造军队的指挥、情报、通信和武器控制系统，使之早日具备应付一场智能战争的能力。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中国经济建设实现翻两番宏伟目标的时期，国家的经济和科学技术都会得到很大发展。下个世纪，中国将逐步走向一个信息化社会。在这一历史时期之内，不管主观上愿意不愿意，客观境环将要求军队由现状保持型，走向研究发展型。引进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心理学、语言学、运筹学、情报学、预测学、决策论、规划论、管理学、营运学等等直接与思维智能有关科学的最新知识，探索军队各项建设智能共享、信息共享和自动化控制的途径，把军队建成一支能适应未来战争的智能型武装力量，是这一历史时期，尤为从现在到本世纪末这十几年的重要任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军队从作战、训练到管理，从军事、政治、后勤到技术，从战略、战役到战术领域，都有大量问题要研究和解决。

发展中国家军队建设的历史需要经历一次螺旋发展中的跃升。

*系列文章，未完待续。

作者：杨南征，南征兵推研究院院长

1949年5月生，1968年入伍，历任排长、副连长、参谋、副处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集团军指挥自动化办公室主任。1985年入陆军指挥学院。多年潜心研究军事理论，著有《智能较量与军队现代化》、《智能较量与战役学发展》、《标图手册》等著述和近百万字的军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