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合作战发展历程看颠覆性技术的价值

导读：本文为《联合作战白皮书》的引言，介绍了现代联合作战的演进历程，对大国竞争的“技术驱动”和“以集中为核心”两种现代联合作战模式做了分析，聚焦未来战争的变化趋势和特征探索。

任何作战样式都来自军事需求，这一点毋庸置疑。作为美军当前主要作战样式，联合作战（Joint Operations）是军事斗争中不可忽视的现实挑战。为了研究的方便，数字孪生战场实验室把联合作战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创新期三个阶段，《联合作战白皮书》主要针对创新期的应用进行分析，以反映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军事革命变化。

早在1903年，美军就建立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Joint Army and Navy Board），然后在1927年发布《陆军和海军的联合行动》（Joint Action of the Army and Navy），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了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简称“参联会”），这代表了联合作战发展的萌芽期。

在联合作战发展阶段，美军参联会发挥较大的作用，虽然期间历经波折，但最终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联合作战规范体系（参考附C 美军联合作战系列文件）。

1951年，美军参联会发布了《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行动》，1959年推出了《美国武装部队的统一行动》，这些文件的发布，确定了“统一行动”在联合作战体系中的顶层定位。在这个时期，“联合”还限于军种间的合作，这种松散组合导致其在20世纪70、80年代系列军事行动的失败，直到1986年出台《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这种貌合神离的状态才得以改观，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才真正进入发展正轨。

在建立对联合作战的统一认识之后，美军相继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成效，再次验证了联合作战在现代战争中的主流地位，并促进其他国家跟进学习。

为了应对大国竞争，美军借助2022年发生的乌克兰冲突，开展了代理人模式的战争试验，通过引入数字孪生体、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充分验证联合全域指挥控制（JADC2，Joint All-Domain Command and Control）的实施路径，成为联合作战创新发展难得的探索机会。

在《联合作战》（JP 3-0）中，美军参联会指出，“联合作战条令是建立在来自经验的作战哲学和理论之上的。”（Joint Operations Doctrine is built on warfighting philosophy and theory derived from experience）。针对联合作战的军事哲学，美国大量智库做了分析，其中，兰德智库明确指出，美军和其他国家具有不同的军事传统、认识和实践，这集中体现在军事哲学的根本不同。

美军信奉出其不意的“意外”（Surprise）价值，通过DARPA和AFRL等颠覆性创新机构，开展颠覆性技术的研发，以降低自身的伤亡，加大对手受挫的可能性。熟悉美军联合作战12大原则的读者清楚，“意外”正是其中一条联合作战原则。

联合作战应充分保证“共识”（Shared Understanding），美军通过尽量公开各种信息来达到这样的目的。对于信息保密，它认为，即便对手知道了自己的作战样式，但背后有大量的颠覆性技术，这使得保守的对手难以真正“孤注一掷”，同时，通过不断变化的概念体系，跟踪模仿的对手难免陷入认知困境，从而对冲了信息公开带来的劣势。

大国对手往往采取“以集中为核心的联合作战”模式，这要求建立庞大的技术平台，并严格要求遵守各种标准体系，对于已经固化的战略、战役和战术来讲，这样做的落地效果非常突出，但如果驱动未来战争的要素处于不断变化中，这样做的就意味着不能适应“意外”的出现，反而增加保密工作的负担，不利于跟美军开展持续对抗行动。

在《联合作战白皮书》中，数字孪生战场实验室把注意力集中到未来战争的演变分析上，以DARPA提出的马赛克作战为现代联合作战的起点，沿着美军主推的JADC2主线，探索它力图达到的“持续对抗”战略目标，这意味着美军新一轮的星球大战消耗战开始了。

通过《联合作战白皮书》的发布，数字孪生战场实验室希望激发行业人士探讨颠覆性技术驱动的未来战争，避免美军发动的“意外”给全球带来的各种动荡和不安，保证人类社会文明和平有序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