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军队10：智能战备

导读：本文为南征兵推研究院院长杨南征在1986年所著《智能军队》的连载之十，阐释了智能时代的军队组成结构。数字孪生战场实验室接受杨南征授权，在数字孪生战场公众号上刊登该书全文，以期引起军事爱好者的讨论，展望新的“智能军队”概念体系。

智能较量作用于战场上的血肉冲突，而开始于和平时期的长年建设。

军队的战备工作，将不仅限于原有意义上保持高度戒备之类内容的简单重复，而需要高度重视新兴科学技术的引进，把科学智能开发作为战备工作的主要任务。

1982年，以色列在向黎巴嫩进攻前，曾以一年多的时间组织多学科专家进行战争准备。为了一举粉碎苏式萨姆-6导弹阵地，从应采取的战术到必需的技术装备进行了多方面论证，包括改装美制无人驾驶飞机。战前，又在相似于贝卡谷地的地形上，对叙利亚导弹阵地反复进行模拟进攻。这种将战术与技术结合起来进行的战备活动，自二次大战以来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釆用。

如果说，以色列还是针对具体作战目标进行“死方案”战备，那么美军的计算机战备，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覆盖面。

早在60年代初，五角大楼就拨款研制了大量的数学模型，用于评估军队的战斗效能，制定作战计划，以及预测未来战争的结果。70年代初，美军釆用的数学模型已达450个，而到1984年，已拥有700多个数学模型。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178个模型中，用于描述战略进攻力量行动的有26个，描述武装力量各军种集团行动的有55个，陆军37个，空军32个，海军28个。在战略进攻力量方面的26个模型中，约有13个可以用来为核武器分配目标，并对其效能做出评估。

大量的研究试验表明，数学模拟具有很高的效能，应用领域在急剧扩大。主要有：制订军队物资技术保障计划并对战时物资补充作出估计；为战略研究和军事理论研究准备素材；训练指挥人员。

通过对美国防部及其武装力量各军种数学模型使用情况的分析，苏军认为：“数学模型的使用改进了军事技术装备可能的损失数据。”数学模拟试验的广泛应用，为装备发展和训练节约了大量资金。例如，利用模型对反坦克导制订作战计划中战役、战斗计算的过程，加快了首长司令部演习和演练的速度”，“使司令部用于准备必要资料的时限缩短了3/4。”“可以计算出10—12种军事技术装备可能损失的数据。”

数学模拟试验的广泛应用，为装备发展和训练节约了大量资金。例如，利用模型对反坦克导弹效能作出评估，比原计划资金降低12%。美空军模拟练习器能够大大缩减飞行训练时间，延长飞机的飞行寿命。数学模拟试验提高了预测未来军事行动特点的可靠性。

原来，军事专家们总是怀疑模拟所得的结果，因为这些结果往往与二次大战及朝鲜战争的经验相去甚远。比如，不相信坦克和反坦克兵器的损失会大幅度增加(计算机预测将增加7倍左右），不相信飞机的损失会减少，不相信直升机的作战效用。

但是，一系列局部战争的经验，首先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经验，完全证实了模拟试验的结果，迫使美国军事领导人改变了对作战模拟试验的看法。

从1974年开始，这类模型急剧增加，不仅被用于科学研究，而且在美国防部组织计划部门得到普遍应用。为了验证模拟试验用的原始资料，在建立新一代战区战役数学模型的同时，进行了许多野外试验。作战模型成了用以估计未来战争损失，计算必要的人员补充和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及其他物资器材储备的基本手段。

70年代初，美军一个模型在一年内至多只使用数十次，而目前已达数百次。例如，1981年美军“胜利”型战区战役模型使用了300余次，几乎每天都在运行。

在美国国防部，仅作战模型就建立了70个数据库。目前，就连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也开始广泛釆用这种“软件”战备的方法，取代过去靠大量图表资料订方案，靠经常性的演习试验改方案的方法。这样不仅可以节约经常动用实兵造成的大量经费消耗，而且显著提高了战备方案和战备管理工作的时效性、可靠性和快速反应水平。

据有关报刊报道：从60年代末起，印度即将现代运筹学系统地运用于国防计划的制计、实施和国防管理。例如在制订第二个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就根据战略设想与战术思想的改变，运用运筹学预测了今后10年的需要，对5年内需要的和可提供的财政资源作出估算，提出国防建设的最佳方案。尔后又运用运筹学，对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和调整。

随着电子计算机应用的普及，中国于近年的战备工作中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许多部队广泛开展了电子、激光模拟训练器材的研制和试验，取得了显著的军事、经济效益。1985年，军事科学院、总参炮兵研究所和一些部队，应用自己设计研制的作战模拟模型进行过多次“作战实验”，对完善作战理论、改进武器装备、优化作战方案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许多部队都把微机的初步开发应用与战备工作联系起来，利用电子计算机系统储存、检索、统计各种战备资料，设计、储存和修改各种战备方案；利用计算机网络通信系统试验传递各种战备数据、资料、文电，显著提高了战备工作的时效性、适应性和实用性。比如机动作战方案，以往用手工拟制只能做成“死”的，紧急情况出现时，不能适用又难予修改，于是只好重新拟制。使用计算机后，大量的程序都是“活”的，可以灵活方便地输人各种实战中可能遇到的困难，由计算机自动生成和提供作战方案，真正使战备方案发挥其“有备无患”的作用。

未来，要在智能战争中获胜，较高的军队智能自动化程度是首要条件。

在种情况下，如果说传统军事科学中的大量作战原则依然有用，那么它们绝不会停留在过去那种兵力运用的简单组合形式上。极有可能的是，这些军事原则和预想作战方案，早在和平时期的武器定型、军队编组、战法优选、自动化系统建立的过程之中，就通过军事运筹学和人工智能语言的表达形式，被编入未来作战指挥的计算机软件之内了。这就在实质上进一步扩大了战备工作的范围，增多了战备工作的内容和含义。以往技能军队时代那种仅限于战备教育、战备制度、战备方案、战备训练、战备检查等等低层次的战备活动业已远远不够。未来战备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将需要自动化和智能化。

为此，提高军事技术人员的素质，发展自动化系统，编制和完善各种软件系统，将日益成为军队战备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有鉴于此，军队在和平时期必须加紧智能化建设。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正是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智能战备的有利条件。

*系列文章，未完待续。

作者：杨南征，南征兵推研究院院长

1949年5月生，1968年入伍，历任排长、副连长、参谋、副处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集团军指挥自动化办公室主任。1985年入陆军指挥学院。多年潜心研究军事理论，著有《智能较量与军队现代化》、《智能较量与战役学发展》、《标图手册》等著述和近百万字的军事论文。